关于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问题——析“韵高而才短”的长期误读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思想

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是志士仁人思考和谈论的热门话题。苏轼处于北宋中期士大夫积极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特殊时代,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是他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苏轼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观念,观照其社会和谐思想,发现其中的某些观点与今天所致力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

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杨胜宽一、东坡赋的数量与写作时间问题由今人整理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校点本），收入赋作２７篇，但其中的《飓风赋》、《思子台赋》两篇，自宋以来即已被认定为苏过所作［１］；而《快哉此风赋》一篇，据赋前小引，乃是苏轼守徐州...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

试论苏轼的艺术追求与人格境界的统一杨胜宽尽管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千载难遇的才人，他自己从小便树立了非凡的政治理想，但客观地对苏轼一生的作为审察一番，便不难发现，他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性格、情绪，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都不适合政治游戏的深奥规...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     

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

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均有关于苏轼的材料记载,但由于父子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各自人生经历的差异,形成了对苏轼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观念。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邵氏父子虽然都反对熙宁新法及新法派人物,但在交往和评价新法反对派的问题上,两人具有明显差别,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苏轼评价倾向的形成。     

少游“词心”,深契东坡──苏轼、秦观词异同论

苏轼与秦观词的异同,相异在心性、感受、境界,相同在词之雅化、情辞相称、道技并进。二人之异,是秦观走独立创新道路的结果;二人之同,表明两人在艺术创造根本规律上的深深契合。因此,所异正是为了追求根本上的所同。秦观词的创作道路,真正体现了苏轼的艺术创造精神,这是苏轼对秦观推赏备至的原因所在     

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兼论二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及其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有相似与一致之处,"扬杜抑李"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但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白居易重视乐府诗的现实内容与政治服务功能,因此对杜甫新题乐府虽然评价甚高,但明显存在保留;元稹从古今乐府诗歌的发生、发展、变化脉络判断其演变趋势,看到了杜甫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性突破及划时代进步意义,这不仅表现其认识评价杜甫新题乐府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同时表明其对新乐府运动具有独特的理论建树,在元、白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其文学主张

自宋人刘克庄以来, 人们都不认为唐庚是苏门人士。深入考察苏门人士的生卒年代、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交往情况, 证明唐庚无疑是北宋后期苏门文学群体的重要一员。唐庚的文学理论观念, 学界鲜有全面深入加以探讨者, 考察发现, 其与以欧阳修、苏轼兄弟为代表的北宋主流思想主张基本一致, 并适当吸收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部分理论观点, 形成其自成一家的文学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