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

前不久笔者曾就“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问题,在《大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略抒浅见。但总觉得言犹未尽,因此,不揣冒昧,又写了此续篇,以就教于读者。     

赵明诚、李清照与古文字学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分别作为金石学家和文学家而被人们所重视，论者颇多，但他们对中国古文字学的贡献却很少被论及。本文根据《金石录》等材料对赵李二人的古文字学作了归纳性论述：一，他们对古文字材料的保存流布功不可没；二，他们对古文字材料证经订史之功用的阐述很具体明确，利用古文字材料与经籍记载相印证之例亦多可观；三，反对无事不征、无字不释的流弊，提倡阙疑精神，治学严谨，值得肯定。此外，在器物断代、器物定名、文字研究等方面，亦有可资借鉴之处。     

赦免制度的理性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赦免制度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各国对犯罪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就决定了当前在我国建立赦免制度的紧迫性.除此以外,赦免制度在国内也有其生存的土壤.     

加强高校德育建设确立全方位德育工作新格局

党的十一后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为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转变伊始,就高屋建瓴地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因此,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确立全方位德育工作新格局是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实现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根本需要。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笔者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和体会,就新形式下如何加强高校德育建设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权力运转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出现过的失误，都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转有关．总结一下党在权力运转中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取得更大的成就，不无神益．一、权力运转的动态结构（－）权力正向运行的程序权力正向运行程序是由信息综合、决策立案、执行操作和结果评估四个环节构成的一个动态的、递进的系统．1．信息综合．这是权力运行的第一个环节。所谓信息综合．就是对权力客体进行调查、了解，掌握其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然后进行分析处理，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判断，即上…     

强化会员与学会关系的策略取向

会员与其所在学会的关系不太密切,历来为学术团体普遍感到棘手的难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增强学会活力,充分发挥学会作用至关重要。为推动学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强化会员与学会密切关系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在如下对策上作出努力。 对策之一,学会工作者在思想上要切实把握会员的心理需求,在行动中要为会员心理需求的实现提供优质的服务。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都有满足自己需求的愿望。一旦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就会进一步激励起人们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前,会员的心理需求莫过于“自我价值实现”最为突出了。他们努力凭借自己所掌握的     

我国高校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改革研究

素质教育需要科学的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高校现有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存在考试手段单一化、考试内容片面化、考试环节不公平、考试安排不合理、考试评价不规范等问题,影响良好学风的形成、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提高,改革刻不容缓。要根据素质教育要求,按照综合化、全程化、科学化、公开化原则统筹考虑考试功能、考试体系、考试方式、考试评价、考试时间,有效改革高校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     

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想教育工作过程的各个方面、环节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只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遵循唯物辩证法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坚持平等、尊重原则;遵循一分为二观点,坚持以表扬为主原则;遵循矛盾特殊性原理,坚持因材施教原则;遵循事物互相联系原理,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原则;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坚持因势利导原则;遵循矛盾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坚持以身作则原则;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来分析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保证思想教育工作取得理想的效果.     

加强高校德育建设 确立全方位德育工作新格局

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强化全员德育意识,坚持全过程实施德育,确立全方位德育工作新格局是新时期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实现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根本需要.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和体会,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强高校德育建设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健康权观源流考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健康权的探讨仅限于私权领域。事实上,健康权的发展至少可以归纳为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朴素的私权观,继而是萌芽的社会权观,最后是在二次大战前后成为各国宪法和国际法强调的基本权利和现代人权,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其“消极权利”的性质。健康权从私权上升为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历史进路说明,健康权不仅在私法领域,更是在宪法和国际法的高度要求国家通过积极行为履行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