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赶超失败探源——基于经济增长转型的视角

经济增长方式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经济稳健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后发国家能否成功赶超发展的基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凭借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度取得了高增长,从一个落后的欧洲农奴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工业发达的超级大国。但是,这种片面注重高速度、忽视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方式固有的缺陷以及自我转换纠错功能的缺位使其无法保持持续高增长,并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考察苏联的赶超历程及成败得失,总结后发国家赶超规律,对于正在赶超中的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增长速度与增长转型:孰轻孰重?--关于中国GDP调增的冷思考

经过经济普查,2004年中国GDP调增16.8%。GDP调大虽然使一些比例关系得到优化并有利于今后的科学决策。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GDP调大并不表示财富从天而降,更不意味着GDP制造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自动清零!调整增长战略、创新增长方式,应该成为我们最大的追求!     

外部危机冲击与增长模式转型：基于转型国家的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波及发达国家，也引发了转型国家的严重“感冒”症状，其病因既有外部“风寒”因素，但更多还是源于转型与成长中的内在“病灶”。因此，剖析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经济的传导机制及内在根源，有助于新兴转型国家寻找有效应对危机冲击，实现持续追赶发展。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预防与规范治理:基于行业协会的视角

转型以来,特别是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而推进的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对改善公共管理、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繁荣经济与协调社会发展等均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一些中介组织违规甚至参与、助推腐败的情况也有所增多,并成为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挑战、新领域。鉴于社会中介组织种类繁多,其违规和参与腐败的途径、方法也各不相同,我们仅试图通过对行业协会这一特定社会中介组织的违规腐败现象的剖析来分析考察社会中介组织运行中的不正常情形,并探索具有普适意义的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和预防其诱发和助推腐败的途径与方法,从而为提升反腐倡廉的整体绩效作出贡献。     

试论"中介腐败"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介组织迅速发展,对推进中国公共管理民主化进程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中介组织滥用法定公共服务授权谋取非法利益的腐败案件也不断浮出水面,近年查处出来的相当多的官员权力寻租案件中也有中介组织的身影。本来被赋予抑制权力滥用和维护社会公正廉洁的“市场经济警察"和“社会安全阀"角色的一些中介组织出现职能错位和倒置,沦为腐败推手和媒介。深入研究“中介腐败"的表现方式、特点、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对于规范和引导中介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推进反腐防腐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兴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研究

近年来,全球化遭遇强大逆袭,单边主义盛行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僵化、扭曲、低效和赤字增多的境地。这固然跟全球性经济问题急剧增多和尖锐化有关,也跟原有多边治理体系渐趋软弱,新兴经济体制度性话语权偏低、治理潜能得不到正常发挥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灵有关。面对全球经济稳健持续发展对改善经济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以及新兴国家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为自身营造更佳外部制度环境的强烈需求,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着力调整权力结构,提升新兴国家赋权,增强治理的正当性、协调性和有效性等。其中,新兴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对于构建强劲有力、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新兴国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基本方向在于坚守多边治理宗旨,积极推动既有多边治理组织改革,积极倡建新的多边治理规则与平台机构,提高多边治理的引领力和贡献力等方面。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争夺全球治理主导权的博弈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新兴国家需要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争取把握主导权,以期实现全球善治和构建良好的国际秩序。     

金融合作深化与新兴国家共同发展——基于金砖国家的一个视角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金融对经济社会的驱动作用日益显著，国际金融合作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和治理更加重要的选择。目前，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般制造品市场需求乏力、发达市场波动及美国收紧量化宽松政策等引发的新兴国家金融震荡、贸易下降及增长减速等难题，稳定金融、强化增长动力以及提高全球金融经济治理权是其面临的共同挑战，而深化金融合作不失为应对挑战的关键抓手和平台。本文在分析金融合作对于新兴国家的代表性群体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意义、背景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其面临的挑战及出路，以期充实相关研究并为所有新兴国家深化金融合作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