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革命法制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注重革命法制建设,他在立法方面的建树以及严格遵守革命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学说.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未能把其严格遵守革命法制的理论贯彻始终.回顾毛泽东关于革命法制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认识"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防治官吏赃罪的对策

中国古代的官吏赃罪,阻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故而防治官吏赃罪是历代王朝吏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夏朝开始,我国便有了专门惩治官吏贪渎的律条。随着历朝历代政权的递嬗,惩赃法规日臻系统并完善;历朝最高统治者都把对官吏监察作为控官之道,为此构置了既内外相维又上下互动的监察网络,置百僚举动以全方位的监管系统中;历朝政权为清隐患于未萌,都在选官问题上制订了严格的操守品行标准,并恪守严把用人关于前、考核百官政绩于后的信条,以对官风激浊扬清。     

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

传统调解制度是我国古代实现“无讼”理想境界的一种司法制度。依调解主持人身份的不同 ,可把其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官府调解几种形式。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除直接原因外 ,还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它适应了小农经济基础和地域血缘关系 ,凭借礼与法的力量 ,有效地维护了“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 ,由此也给我们今日法制建设留下了负面影响。但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中的有益成分 ,对当今人民调解制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酒诰》看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比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既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又时刻强调殷鉴和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地对殷商遗民进行安抚和怀柔.     

新税引入与中国税收法律体系之近代化

中国税收法律体系近代化的步伐始自清末,变革的动力来自传统中国税负结构的内在困境,新税种的引入以及持续的税制改革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线。近代中国,为缓解财政危机,陆续引入了名目繁多的新税种,其中又以直接税为主。晚清时期,各新税种的引入主要停留在观念层面上,到了民国之后,经由历届政权的推动,新税制逐渐在中国固定下来,新的税收法律体系也基本形成。     

十年建设时期我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实践

十年建设时期，我党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强调在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原则下，对人民中的违法分子要给予法律上的制裁，并把这种法律制裁作为教育手段的补充。政法机关履行职责制裁人民中的犯罪分子时，应注重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清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之得失再认识

华商附股外资企业是清季华商投资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使华商积累了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验,造就出一批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使部分外资企业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的进步.华商附股的资金,往往被外商用来打击华商企业.个别洋东无视华籍股东的权利.这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清政府缺乏一套必要的外商投资管理法规密切相关.     

唐代借贷契约论析

唐代借贷分计息借贷与不计息借贷两类,从出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敦煌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看,唐律令确立了对不同种类的借贷之债,采取不完全相同的保护原则.民间相对成熟的立契技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借贷关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而且也为后世借贷行为立约提供了示范程式.所有这些,当是中华民族古代民事关系理念在形式上的体现,也是我国现行借贷之债成立要件的某些民族法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