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伦起事看教门首领角色功能

王伦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缓和、传教活动尚未引起官方警觉且自家条件相对富裕的条件下起事的,与学术界关于教门起事原因的传统观点不相一致。王伦等教门首领大都具有"多力有神勇"、炼气、治病、社会阅历及帝王梦想等角色功能,属于典型的"卡利斯玛",在组织教门、宣教招徒、发动教门起事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组合 ,这既受山东混乱的政局、社会状况之影响 ,也与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及日本侵略者三大政治、军事力量之吸引有关 ,更主要的是其本质使然。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不同的政治立场极大地影响了山东的抗战。     

宗教:地方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天津宗教史》评介

<正>长期以来,有关天津地区宗教史研究,并未引起学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不能不令人因以为憾。令人欣慰的是,由李新建、濮文起主编的《天津宗教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填补了这个学术空白,该书对天津地区历史上的各种宗教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学术解读,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深入、全面认识天津地区宗教发展历程及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的宗教文化窗口,并据此告知人们宗教也是地方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该书洋洋65万字,共分六章,按时间顺序,先后阐述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白莲教、在理教等民间宗教教派和关帝、观音、     

会党与辛亥革命

会党主要指天地会、哥老会及其变体如三合会、三点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看,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成员主要是破产的劳动者,成立之初也主要是为了互助、自卫。有清一代,会党时而潜行默运,时而崭露头角,甚至倡乱谋反,势力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至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会党乘势迅猛发展。据载,清末全国约有200多个名目的会党,“每省不下20余万人”,成为影响社会秩序与政局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     

略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社会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民众生活日趋艰辛,清王朝内忧外患,统治岌岌可危,再加上官吏贪腐、"民怨"沸腾,社会控制力越来越弱。"民变"时时发生,社会骚乱不断,社会失范日趋严重。这一时期的山东社会力量出现了分化、组合,社会分裂严重,有组织的反政权力量日益强大,原有的社会秩序濒临瓦解。山东与全国其他省区一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高潮的到来,是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抗战时期的武汉帮会

武汉抗战期间,武汉地区的帮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地区的帮会可分为当地帮会和外地帮会两大部分,其活动具有主客帮会和平共处、积极支持抗战、亲近国民党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但部分反动帮会勾结敌伪、卖国求荣、强取豪夺、牟取私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通过对武汉抗战时期武汉帮会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帮会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在民族抗战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帮会最终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整个抗战期间,帮会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第二,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明显的落后性及巨大的破坏性,极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警觉,必须对帮会进行彻底改造,直至其消灭,切不可与其沆瀣一气。     

对基督教在华发展现状的理性思考

纵观基督新教在华传播过程,大体可分为缓慢发展、独立自主自办、快速膨胀及较平稳发展四个时期。当前我国基督教发展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并在立足当前基督教在华发展现状、客观评析基督教未来走势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     

《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评介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欧阳恩良博士的《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具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选题独到;二是观点新颖;三是史料扎实;四是视角多维。该书对中国秘密社会研究进行了新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长时期存在的缺憾。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的工人队伍主要分布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开展了各种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除仍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人身安全为主外,还具有同盟性罢工、工人团体和政治色彩鲜明等新特点。武汉工人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们积极参加了武汉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辛亥革命高潮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乃至大革命时期武汉革命运动中心的形成积蓄了革命力量,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