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合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的三大世界性课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海外中国学者在对西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中国现代化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共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面临三大共同的课题: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人与人的冲突问题;人内心的不平衡问题。这三大问题困扰着现代化,也决定着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近代以来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仅仅看作是征服、改造、利用的对象,然而当科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生态平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构成人与自然的新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给     

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中的意义对话及其价值异化

伦理—经济的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是指伦理学与经济学在概念、理论方面的相互诠释和相互移植,它是20世纪学术发展走向辩证综合的重要表征。互释与解释的过程,是“意义”对话和商谈的过程,也是价值让渡和价值互动的过程。但是,由于“意义”“理解”中难以避免的“过度解释”,以及“价值霸权”的现实语境,使互释与移植逻辑与历史地潜在价值异化的危险,“价值殖民”——“价值霸权”——“价值异化”,就是它的一般轨迹。意义对话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价值异化的危险性,使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与理论移植处于选择的二难之中。超越二难的创造性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智慧就是:价值生态。“价值生态”的要义是:以伦理—经济的价值生态的建立,而不是以伦理学或经济学某个学科的意义实现为互释与对话的价值目标;以生态法则进行伦理—经济的意义对话和价值互动。由此,互释与移植的过程,便成为由伦理—经济的生态互动而进行的新的价值创造即生态价值的创造过程。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

本文认为 ,2 0世纪西方伦理学确证价值合理性的“伦理学方法”经历了由西季威克所揭示的“自我本位”到以韦伯为代表的“关系本位”的理论推进 ,至 2 0世纪 80年代 ,麦金太尔提出“何种合理性”的著名难题 ,于是 ,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便成为当代伦理学尤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前沿性课题。 2 0世纪 60年代以后的生态觉悟 ,并不只是技术文明的觉悟 ,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 ,它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生态合理性应当成为当代“伦理学方法”的新理念。有机性与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原则、具体性原则 ,构成生态合理性的价值原理。反文化帝国主义与价值霸权主义是生态合理性方法的重要特点     

“人文力”的形上基础及其方法论意义

“人文力”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或文化形式的功能形态。人文力的作用同样遵循着大小、方向、作用点的三要素原理。个体的活力、群体的凝聚力、社会的组织力、行为的驱动力 ,都可以看作是人文力的具体形态。     

伦理-经济“冲动的合理体系”的法哲学概念

法哲学的伦理—经济生态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寻找“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即它的基本概念。伦理—经济精神、伦理—经济意志、伦理—经济冲动、伦理—经济“冲动的合理体系”,就是伦理—经济“冲动的合理体系”的第一个概念基础。冲动追求满足“,幸福”就是作为“冲动的合理体系”或“一切冲动的体系”的“满足的总和”。“幸福”具有双重的法哲学本质:对冲动的自然力的驾驭;冲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以幸福作为“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具有整体性和终极性的价值目标,有助于摆脱伦理—经济关系中的目的论困境和价值论悖论,实现伦理冲动与经济冲动“预设的和谐”。     

论文化力

1、文化研究的四大难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的文化论争一直延绵不断,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热”。第一次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际;第二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热与社会转型之间几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文化讨论,文化论争,决不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而是“理论到什么程度,就现实到什么程度”。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进的方向如何选择,就需要回顾、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于是便出现全民族的文化热。文化热的核心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新的文化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热”就是社会选择的一种自觉表征。在文化论争中,由于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国人的心态也就不同。在三次大的文化热中,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热是内涵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文化论争,纵观三次文化热,特别是第三次文化热,有四个未能很好解决的理论难题,它们构成现代文化研究的前沿性课题。     

儒家人伦关系设计的特点与内在矛盾

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的人伦结构关系是中国伦理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在以往的儒家伦理研究中,对五伦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特别的研究,因而很难抓住儒家伦理与中国伦理的特质。实际上,五伦关系是儒家对中国社会整个社会关系的设计,它不仅在一个原点即个体上囊括了全部的人际关系,而且也以伦理的形式概括了血缘、伦理、政治等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在五伦设计中,寄托了儒家的人生理想,人伦理想,社会政治的理想,体现了它的价值取向,同时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儒家德性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的五伦,由孔子开其端,孟子等提出并详细论证,日后便成为儒家伦理乃至整     

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与内在矛盾

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和实质是人情主义。这种人情主义具有三个要义,即人伦本位、人情法则和伦理政治本质。自然情感、道德情感与政治意识的矛盾,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的矛盾,理性与情感、人格与人伦的矛盾,是内在于这种伦理精神的三个矛盾。作者分析得出:传统伦理精神是以情感为本体,人伦为本位,血缘为根基,……五伦宗法等级关系为实体的家族精神统摄下的中庸模式。     

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

现代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原始积累的血腥统治和垄断经济的残酷盘剥后 ,发现仅靠极端的压制手段无助于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只能激起人们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于是 ,资本主义时时在寻找一种新的能有效控制人民思想的形式。大众传媒 ,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出现 ,为这种控制提供了可能。施拉姆在总结传播对人类的功能时指出 :“我们利用传播作为我们自己的管理工具 ,用于说服和操纵别人”。显然当大众传媒作为“管理工具 ,用于作出决定、说服和操纵别人”时 ,它在行使着对大众的控制权力。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 ,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