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社会秩序中的伦理效力

伦理效力是伦理理想、伦理价值转化为伦理生活、伦理现实的能力。任何伦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运作效力,只是理念的存在,不能成为引导社会的现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伦理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和影响力,伦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力与调节力,伦理运作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即建构社会秩序的追求社会生活合理性的程度,称为“伦理效力”。伦理的社会效力及其价值合理性实现的基础,不在伦理内部,而在伦理与法律的健康互动之中。合理秩序的行为逻辑：“必须”——“应当”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秩序的建立必定要借助一定的行为规则。规则对人的…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东西方文化“自我”形态的比较

“自我”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热点之一,也是文化撞击给中国文化提出的严峻挑战,更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对中西方文化“自我”设计的原理有一个清晰、客观的认知与把握。本文的努力就是通过东西方文化“自我”形态的比较,探索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我观。人情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自我”设计中国文化在关系中确立自我,认为自我是各种关系的复合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自我确立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抽象的“生物我”如何变成具体的社会我呢?为此,传统文化设立了这种个体心理与社会互动的机制:面子与耻。面子与耻是中国文化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凡是留心观察中国人行为的人,几乎都认为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原则是面子观念。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认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典”。而三女神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

调查表明,当前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从多元走向二元聚集的趋向,进入价值共识生成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价值共识"的生成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共"于何?如何"识"?"价值"何以合法?基于调查信息,基本的立论是:"共"于"伦理";"精神"地"识";在民族文化家园中合法。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价值共识有三大意识形态期待:期待一次以"我"成为"我们"为主题的伦理觉悟;期待一场以"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为价值的精神洗礼;期待一种"还家"的努力。具体内容是:保卫伦理存在,进行关于国家、家庭、集团伦理意识的再启蒙;扬弃"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进行社会、国家、家庭三大伦理实体的"精神"建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家园,建构价值合法性。三大期待凝结为三个理念:保卫伦理;蓬勃"精神";回归"家园"。     

伦理-经济冲动力的合理体系（上）

“冲动”形成“冲动力的合理体系”。“力”的形上本质是诸质料的“共同媒介”,是同一和规律。伦理—经济冲动“力”的“合理体系”,是使伦理冲动、经济冲动由差别走向统一,达到冲动的整体或实体的辩证运动。“冲动力的合理体系”的品质,与冲动“力”大小、方向、作用点三个要素相关。伦理冲动力、经济冲动力的“大小”,由构成伦理冲动力的五个要素即“伦”、“理”、“道”、“德”、“得”,以及构成经济冲动力的三个要素即“需要的体系”、“集体行动”、“幸福财富”的品质及其相互过渡转化的能力决定,它们的整合运作、辩证互动,就是“要素”意义上“冲动力的合理体系”。     

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规定和诠释的。“自然家庭”和自然家庭中诞生的“自然人”是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始点。“自然”是人及其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曰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其最具哲学意义的本质是不可选择性。基因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张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而且将这种选择性推到了文明的底线。这是基因技术提出的最严峻和最深刻的伦理挑战。技术必然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乐观的紧张”的辩证互动关系。为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必须进行两次转换,由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关切,到基因伦理学的建构;由基因伦理学的研究,到道德哲学的洞察和把握。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殊异,也正是对话双方的学术分歧之所在。     

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人文推动

本文认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促进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与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实现伦理与经济的新整合，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是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分析了职业伦理与生产原动力，交换伦理与经济规范力，消费伦理与经济扩展力，分配伦理与经济激发力等之间的关系，指出伦理对经济的推动，就是透过经济主体的作用，使经济的冲动获得伦理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