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

本文认为现代伦理变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伦理变革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的关系；与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相关联；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文革”以前的伦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它以“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为保障。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构成中国伦理现代转换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构成现代伦理转换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     

“经济冲动”的法哲学结构及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转换

经济与伦理,在哲学的层面相通。“经济冲动”,不应当只是经济学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概念。将经济冲动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学视野,不但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困境,也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诸多现实缺憾。作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冲动以意志自由为本质,它逻辑地包括通过创造和分配财富满足人的客观自由和外在解放的需要,与通过摆脱情欲束缚的主观自由即内在解放两方面。以意志自由诠释和规定经济冲动,可以使经济发展摆脱“自由的悖论”和“恶的发展”的厄运。对现代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可以成为直接的理论资源的是19世纪的三种关于经济冲动的理论模型,这就是巴斯夏、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冲动的法哲学模型是由动力结构、行为结构、目的结构构成的有机体系。“经济冲动”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实现由经济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转换(1)从“需要”到“需要的体系”,从价值体系与社会体系两个结构概念地解决经济冲动的动力结构中的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以及经济与伦理、道德内在一致性的难题;(2)从“劳动”到“集体行动”,概念地解决如何将由“需要的体系”产生的“个体活力”凝聚为“集体合力”,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难题;(3)从“财富”到“幸福财富”,使财富成为幸福的对象,并与幸福相统一,概念地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幸福指数”与“痛苦指数”的悖论。     

“文化理解”与文化引进

本文从现代中国文化引进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对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即“文化了解模式”和“文化理解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文化理解”是文化引进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文化热中的“中国西方思潮”的反思，得出结论：成功的文化引进，包括“忠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转化”两个过程，由此就必须进行文化心态、文化生态、文化转译和文化要素的耦合、文化力的定位、文化体系的再创造六个方面的理论突破。     

中国伦理的国情与道德现代化的思路

道德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重要任务。从理论上说,实现道德现代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伦理的国情有个正确的认识与把握,二是道德现代化的方法与途径。前者包括传统伦理精神的特质及其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后者即是道德现代化的思路。     

"经济伦理":一个虚拟命题?

经济伦理有其可能性与合理性的逻辑-历史条件。经济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三大悖论:目的-工具两难的价值悖论;"立法者"-"阐释者"僭越的规范悖论;制度化"围城"的实践悖论。三大悖论导致了经济伦理的三个文化危机:动机危机;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悖论危机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伦理至今仍是一个虚拟命题。     

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结构

一、传统伦理精神的三维结构 从中国文化生长发展的过程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为主干结构,融合兼摄其它文化形式而形成的结构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既体现了这三种文化各自的精神特点,但在总体上更体现了这个结构系统形成的整体文化特质。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必须有“精神”;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基础必须是“哲学”的,这是隐含于“道德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命题中的两个逻辑预设。“精神哲学基础”为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提供精神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本质、结构原素和体系形态。“精神”的对立物是“自然”;“精神”概念的本质是自由,由此在概念规定中与伦理道德合一;“精神”是“坚定的正当的自身同一性”,是伦理道德的客观形态;“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复归,因而只能“哲学地”予以把握。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逻辑基础、历史基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础。与之相应,便有三种形态:概念形态、民族形态、体系形态。     

“德”—“育”生态论

无力感是现代德育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根源于“德”—“育”生态的危机,德育模式必须与一定的道德精神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教育生态的适应。“德”—“育”生态是在教育学意义上决定德育效力的重要概念。现代中国德育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并致力于“德”—“育”生态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建设,新的“德”—“育”生态的建构是走出转型时期德育危机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