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论康德的时间观--试述《时间与叙事》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为建构其叙事时间理论而对康德的时间观作了批判性解读。利科通过深入考察《纯粹理性批判》,首先阐明了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先天)条件,标明“时间”在康德那里开始了“本体”化的积极尝试;其次指出了康德的时间观所面临的理论疑难;最后还讨论到了康德的时间观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利科的上述“解读”充分彰显出康德时间观建构在西方哲学之时间性问题探讨上的特殊理论贡献。     

“对语言作为语言自身的兴趣”——读伯纳德·S·所罗门先生近作《论中国古代名家》

当代美国学者伯纳德·S·所罗门(Bernard S.Solomon)先生于近期完成的大作《论中国古代名家》(On the School of Names in Ancient China)是一部从"语言"视角切入"哲学"问题来反映当代西方汉学界"名家"研究最新成果的优秀学术专著,此著对"名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与公孙龙之思想文本的分析体现出其精准的问题意识、清晰的逻辑思维与深厚的学术底蕴。然而,所罗门对"名家"的研究,只是做到了参照"语言"自身来研究,而并没有做到跳出"语言"自身来研究,因而明显地忽视了对东方思想传统中"道家"与"佛教"等思想学派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深刻"洞见"。     

亲历者跟中的广岛核爆

美好清晨的一道闪电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是在广岛时间8时16分02秒爆炸的，是在它从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号上投下43秒后，在日本广岛相生桥东南方约170米处的希玛医院的庭院上方580米的高度上爆炸的，其爆炸当量相当于12500吨TNT。     

“名家”界说新议

名家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 ,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的。但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对“名家”的界说 ,仍然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要想给“名家”一个比较确切的界说 ,就不得不考察其称谓的由来 ,研究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并对其史料的真伪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一翻阅先秦的文献 ,不见有“名家”的称谓。这是否意味着在先秦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家学派呢 ?不是。“名家”作为先秦的一个学派 ,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一点 ,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但任何一个学派的称谓 ,往往都是后人赋予的。“名家”作为先秦名家学派的一个称谓 ,自然也不例…     

对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先秦或两汉之说的质疑

对于我国古代是否产生报纸,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报学界认为:"邸报"就是我国古代的报纸,它又名"邸抄"、"条报"、"杂报"、"朝报"、"录报"、"塘报"、"驿报"等等,道光以后称为"京报",因而"一部中国古代报纸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邸报'史".而史学界却认为,"邸报"根本就不是报纸,而是十足的官方文书.本文仅就报学界提出的我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先秦或两汉之说,提出质疑.     

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比较 --从时间的本体(源)化视角试析《物理学》与《忏悔录》之差异

本文从本源的时间性这一视角出发,首先简要阐明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之时间观对西方哲学之前康德时间观的决定性影响;其次,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分析了《物理学》与《忏悔录》之时间观的差异:即从“运动”与从“心灵”来理解时间之区分以及从“瞬间”与从“当前”来度量时间之不同;最后,还附带讨论到了法国哲学家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对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之时间观差异的评述。     

发挥校校合作优势 助推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培养

创新是国家进步的不竭动力，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各行各业都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且敢于创新的高技能人才。很多技工院校拟通过采取校校合作的方式，培养出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过硬的实操能力和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并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     

经济哲学:解析知识经济的新视角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其发展趋势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关涉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科的重视。     

太阳也会老

都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实,没有不老的青山,没有不老的岩石,没有不老的地球,没有不老的太阳,甚至没有不老的宇宙。一切都在合合分分,聚聚散散、生生灭灭!     

由“巫”到“易”——中国上古思想嬗变的核心主题与内在逻辑

首先,“由巫到易”可被视为我们对于“中国上古思想嬗变”所做的基本理论预设,而此一基本理论预设旨在阐明中国上古思想的嬗变主要是循着中国上古农业、中国上古氏族体制与中国上古巫术此三者的交织关系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其内在逻辑则是“巫”的内在理性化而为“易”,此过程因其内在理性化而由一种主要是属于“巫”的原始信仰系统逐步演进并趋向于一种主要是属于“易”的原始观念系统,此即易学系统;其次,此种“由巫到易”的内在理性化转化直接导源于颛顼氏“绝地天通”对“巫”职能所做的规范化改革这一标志性事件,因其让神权从属于政权,这一点对后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与中国宗教发展史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鬼神)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再次,“由巫到易”此一内在理性化转化过程发生之深层根源实为中国先民在中国上古农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血缘宗法与集体协作的重视以及对于神权从属于政权(王权、君权)的肯认。最后,中国上古思想之嬗变,由一种属于“巫”的信仰系统经颛顼氏“绝地天通”规范化改革而逐步演进,于殷周之际成为一种“易学系统”,此种“易学系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则进一步被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