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在轨迹的叙事重构

黑格尔是以“和解”概念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传统的开创者,他不仅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而且自觉把“和解”作为理性的目标。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重负,黑格尔并未实现其哲学承诺。在他之后哲学进入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现代性的诊断与和解的可能性不再是一个思辨哲学问题,而是历史实践问题。现代性话语的社会理论化以及激进的实践论转向开始于青年黑格尔派,并最终在马克思那里得以确立。“和解”问题既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也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重要线索。     

乌托邦精神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新反思

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它既是批判现存状态的前提,也是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乌托邦精神处在尴尬之中.当代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雅各比、詹姆逊与大卫*哈维都指出,一方面我们处在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之中,一切乌托邦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需要乌托邦把我们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无能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恢复乌托邦精神,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文化条件下,重新理解乌托邦的意义和作用.     

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可能性--从卢卡奇到拉克劳和穆菲

本文以意识形态理论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为线索,研究三种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部分,因为它涉及到对时代特征的理论把握和政治主体的自我理解.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表达,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是霸权在跨阶级的层面上的文化建构,拉克劳和穆菲强调意识形态是政治主体对自由浮动话语的政治联结,他们都反对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消极的虚假意识,把它视为政治可能性条件.     

解释学：意义的理解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解释学之争

本文以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关系为核心，着重讨论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对待理性和传统的不同态度，揭示了这两种解释学的不同的理解渊源，不同的目的和任务．最后，扼要地指出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两种救赎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和局限性。     

交易费用和市场体制的进化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方式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市场经济模式的变化是否具有内在规律，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否具有它最适合的应用环境，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本文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范式解释市场经济变迁的内在动因和方向。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框架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主要分支，它发端于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这两篇文章。“罗纳德·科斯迫使经济学家思考人类交往…     

从"再分配政治"到"承认政治"?——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争

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所谓从分配政治向承认政治、平等政治向差异政治的范式转向。如何因应这种变化,社会批判理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选择。霍耐特把它理解为当代社会斗争的正确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重构。南希.弗蕾泽则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受挫后的理论退却,并提出了以“公平参与”规范为基础的既包括承认要求也包括分配要求的“复合正义论”。关注这场争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最新动向,同时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基础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重申启蒙——走出从启蒙到集权的“辩证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左派总是站在启蒙一边,为启蒙摇旗呐喊。然而,在当今时代,启蒙与左派之间的天然纽带正在断裂。在一些左派看来,启蒙不仅是理智上有缺陷的思想纲领,而且是政治上危险的行动纲领,不是被当作自由之路,而是被当作通向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路。针对当今左派中盛行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潮,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申启蒙。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虽然有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包含着规范理想和解放潜能的未完成计划;布隆纳进而认为,启蒙不仅不是主体形而上学暴政和集权主义渊薮,而且是无情批判现实和主张积极行动的进步主义政治学。应该承认,在当今时代对启蒙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但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启蒙的批判寻找到更好的启蒙概念。     

哈贝马斯的新古典现代性论及其批判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中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新古典理论,以示与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的古典现代性理论相区别。遗憾的是,"新古典现代性"概念并未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此概念对理解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特征是极有意义的。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不论是对现代性规范基础的重建,还是对现代性的诊断,都需要从古典现代性转向新古典现代性概念。然而,哈贝马斯自己的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在现代性问题上,我们需要不断地返回古典现代性理论,与它进行对话,才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批判与现实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     

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

基于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意识形态理论始终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马克思在早期通过对宗教拜物教、费尔巴啥的类本质拜物教和黑格尔的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揭开了笼罩在历史现实之上的虚幻面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从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通过对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现代性诊断和批判理论,因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内容得以真正的展开.马克思逝世之后,历史唯物主义一度被曲解为庸俗进化论或实证社会学,意识形态问题也随之边缘化.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批判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恢复了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制度拜物教、生产拜物教和技术拜物教理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