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营造适合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但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与非高新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高新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与中部、西部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东部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在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政府细分指标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线服务、互动回应及数据开放中，只有互动回应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网红带货对销售企业盈利影响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品牌商采取“网红带货”这一商业模式。品牌商聘请网红在直播平台宣传销售产品。本文研究了网红选品能力和市场中冲动消费者比例对品牌商利润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管理启发:如果品牌商与选品能力不强的网红达成合作,那么冲动消费者比例较小的市场对品牌商更有利并且市场中的冲动消费者越多,产品价格越低。如果品牌商与选品能力较强的网红达成合作,那么冲动消费者比例较大的市场对品牌商更为有利并且市场中的冲动消费者越多,产品价格越高。     

检视中国刑法视域下的危险犯

危险犯可划分为具体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中有关“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的表述，并非具体危险犯的标志。盗窃危险物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妨害安全驾驶罪、暴力危及飞行罪是准抽象危险犯。持有犯并非都是继续犯和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和污染环境罪均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对公众健康只具有抽象性危险，所以，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宜判处死刑。制作、复制不是《刑法》第363条第1款规定的实行行为，单纯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都是具体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