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建构

鲁迅据古典目录学建构《中国小说史略》,试图将古代小说纳入当时正统文化的范围内考察,致其探讨汉魏六朝小说时以《汉志》所载的小说观为主导,对唐及唐以降的小说的探讨则采用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鲁迅对《汉志》"街谈巷语"以"自生于民间"的解读,试图调和中西"小说"观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是其承继传统的知识体系与预先做出的理论设定相冲突的典型。而古典目录学与进化论的相互交织,是鲁迅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外来文化的艰难抉择中处于尴尬之态的反映,亦是其采取双重小说观的必然,致使体系建构多有相矛盾之处。     

阅读史视域下中国古典目录学主体建构理路关照

从阅读史视域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体建构理路进行多维关照。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通过文献价值区分来建构文献秩序,以满足历代不同文治需求。这种对阅读“文本”的物质形态、内涵与文治意义的主动式建构,涵盖了阅读活动的所有隐含作者。同时,以政治权力为凭籍,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从宏观层面事先限定阅读“文本”的主体意义与阅读活动的主要过程,最终确立其建构书籍“文本”意义的学理依据与书写范式。     

《黄人集》诗词编年商兑补疑

《黄人集》是迄今为止整理得最为完备的黄人作品集,其主要来源于各大图书馆及黄人后人所藏之稿本、抄本及刊本《摩西词》等;编排体例采用编年形式,便于研究者梳理黄人前、后期思想及诗风的发展历程。但《黄人集》中的若干诗词编年存在商榷之处。     

《枣窗闲笔》辨伪论

《枣窗闲笔》提到的与曹雪芹有关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枣窗闲笔》的作者与＂脂评本＂中的＂脂研斋＂在说话口气、表达习惯等如此相似;他们都推崇八十回本《红楼梦》,提出＂程高续书说＂。但从《枣窗闲笔》的诸多自相矛盾的话及目的意图看,此书是为迎合＂新红学派＂观点而造,不具备文献价值。     

现代知识构成视域下《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特点 ——兼及明代书目对“小说家类”的知识定位

明代祁承■以“世用经济”作为读书、购书、鉴书的指导思想。这导致《澹生堂藏书目》存在推崇“国朝”(即明朝)的情况,成为其部类设置与排序、具体文献归并的主要标准。“世用经济”作为此书目编纂时知识构成的核心“主题”,得以有效处理好编纂过程中部、类、小目的三级文献单元体及具体书籍之间的“文献关系”,实现抽象的类名与感性的具体文献二者的有效统一。在《澹生堂藏书目》“小说家类”中,祁承■依致用价值的大小将小说分为“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等八类小目,即是上述思想的具体实践。这对现代图书馆学的启示在于：应先对图书的特征、内容及类属有较清晰的认识,并从中提炼出文献知识构成的核心“主题”,才能处理好“资源出处”“文献关系”与“主题”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促使明代私家藏书目为合理展现目录学知识结构与文献秩序的层级关系,尝试对“小说家类”之“道”的本质与“器”的知识表现进行多维探索。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现代报刊与《红楼梦》阅读批评的公共表达

现代知识群体往往借助报刊平台,通过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的比较视角进行《红楼梦》现代阅读批评的公共表达。此类公共表达除关注《红楼梦》的文学审美价值外,更是基于彼时社会所需将《红楼梦》的文学文本径直转化成一种社会文本或历史文本,强调《红楼梦》的阅读批评应与彼时国家自强、民族自立的政治需要相联系。它试图在喜爱古典小说的普通大众心中投进一种可以激发其注意的新的认知视角乃至新的制度知识或思想先导,藉此表达强烈的"救治"意图,进而建构一种能够激发时人对于国家或民族产生"集体认同"的社会文化秩序。阅读批评有助于分析现代知识群体如何借助文学批评为建构相应的文化秩序所做的努力,亦有助于探究《红楼梦》现代接受的细节及其历史意义。     

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阅读史:序跋与《红楼梦》之接受

序跋作为《红楼梦》流传的重要“副文本”,促使序跋者承担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角色时形成了一种熟知《红楼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并予以多角度的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对版本、流传及创作倾向进行主动式阅读推介。同时,序跋者试图从自身的经历与处境品悟《红楼梦》文本,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序跋者突显《红楼梦》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乃至尝试代入文本而凸显品评主体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行为,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红楼梦》的接受,有助于深化其流布的诸多细节,进而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选择中挖掘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认知,合理定位其“文学感受力”与历史意义。     

《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从史志目录将《虬髯客传》归入"传记"看,据唐人苏鹗《苏氏演义》记载,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比对《太平广记》《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及《神仙感遇传》引《虬鬚客》诸本,知《虬髯客传》最初以带有传奇色彩之传记类型流传,经历了由权力上层流传至民间广传等过程,并分化成两种流传版本:一是,以《广记》本始流为小说类成一系,衍变为《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等,并随诸多小说类书的刊刻而为社会通行本。一是,约略于苏鹗所见"近世本"向《广记》本过渡时或更早,以杜光庭据流传初本编改成道教传扬本《虬鬚客》为一系,此系未曾广为流传。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