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用型高校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管理

教师是学校的核心要素,应用型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决定了应用型高校的教育质量。文中从职业生涯各阶段的特点出发,探讨了应用型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各阶段的目标、主要任务、学校管理及保障措施,并提出了教师个体在确定职业生涯目标时应遵循的原则,为教师真正地了解自己,科学筹划未来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投资机会集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投资机会集(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代表了企业因行使未来投资决策的选择权而形成的企业价值。采用投资机会集计量成长性,研究企业成长性即IOS与我国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和股票股利支付水平的相关关系,国内尚不多见。实证结果表明,投资机会集较好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潜力,而且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与股票股利显著正相关。     

工匠精神与优才制度的悖论——兼及经济转型中现代职业教育的技术适应

对工匠精神的社会学考察认为,工匠精神并非适切于所有社会领域,所有领域的工匠精神弘扬与传承都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工匠精神在其形态、观念与目标上呈现出较强的社会性实践指向,它与经济学意义上的优才制度之间存在着无可争辩的价值悖论。优才制度的土壤与气候不利于发挥普通民众的工匠精神,它极容易迫使一般民众隐身于精英群体聚光灯下的暗影之中,特别是在急功近利的柔性组织内是无法容纳工匠精神的。化解工匠精神与优才制度的悖论,现代职业教育或为此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从优才制度视角阐释工匠精神的存在逻辑及其悖论有益于当代社会弘扬工匠精神的实现路径。     

晚清、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论略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战争、军事有关.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未能充分发挥其稳定财政、调剂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同时,晚清和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国内公债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它与财政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第二,必须将公债真正用于社会必需的经济建设上,使债务的偿还有坚实的基础;第三,国内公债还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如果内债规模一旦超过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财政危机,国计民生皆受其弊.     

技能竞赛之攻略

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技能竞赛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及广大职教师生的高度重视.为更好地组织和应对各级各类竞赛,赛出水平,笔者的做法是:将竞赛过程分成四个阶段进行,做好各阶段每一项任务,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于违约鉴别能力组合赋权的小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小型工业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信用评级是衡量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因此评级体系要有违约风险识别能力,能够将违约客户和非违约客户显著地区分开.通过逼近理想点的思路,构建多目标规划模型求解最优的组合权重,并对中国某区域性商业银行1 814笔小型工业企业贷款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创新与特色一是以非违约企业的数据到正理想点的距离代数和最小为第一个目标函数,以违约企业的数据到负理想点的距离代数和最小为第二个目标函数,构建多目标非线性规划模型进行组合赋权,在满足了“非违约企业的评价得分越高、违约企业的评价得分越低”要求的目标下得到最优的组合赋权的权重系数,使赋权结果保证了评级模型能够将违约企业与非违约企业最大地区分开.改变了现有研究的组合赋权脱离评价目的的弊端,改变了现有研究中违约与非违约企业的评价得分存在大量重叠、对两类企业的区分能力低的弊端.二是通过检验“违约企业的信用得分是否显著小于非违约企业的信用得分”的J-T非参数检验,验证信用评价模型的合理性.改变现有研究忽略对信用评价模型的合理性进行验证的弊端.三是经过实证,发现本研究建立的组合赋权模型的违约鉴别能力(Z=5.546)要高于现有研究的两种常用组合赋权模型、即基于方差最大的组合赋权(Z=4.298)和基于偏差最小的组合赋权(Z=5.182)     

无线传感器网络时间同步算法研究

阐述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时间同步算法设计的影响因素以及算法的性能指标.分析了时间同步算法的主要思想以及传统网络的时间同步算法为什么不适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介绍了几个经典的时间同步算法;最后给出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时间同步算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障环境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诉讼法领域。以起诉权的主体为依据,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二是社会主导型模式。前者主要是指以检察机关或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诉讼的模式;后者则指以公民个人或社团为主体提起诉讼的模式。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应当是渐进式的,先实行国家机关主导型模式,即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确立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行使起诉权;最终建立起社会主导型模式,即以普通公民和环保社团拥有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为主导、以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拥有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为辅助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