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学说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谈论“两点论”的辩证法观点时曾指出:“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出自《周易》的《系辞》。毛主席指出这是“古代的两点论”,这对于我们理解《周易》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我们能够从《周易》非常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清楚地看到它所包含着的合理的因素——“古代的两点论”即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周易》从复杂     

略谈独生子女的教育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落实,亿万人民响应政府号召,决心只生一个孩子。因此,独生子女在儿童总数中的比例正逐年增加。这不但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给家庭、幼儿园、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更好地教育独生子女。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现仅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如何看待独生子女,社会上不少人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态度:有人把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缺点,诸如撒娇、任性、意志薄弱、挑吃挑穿、不尊重老人等,说成似     

浅论利弊的辩证法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衡量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过程就是权衡利弊、兴利除弊的过程,因此,在利弊问题上肃清“左”的思想影响,破除形而上学、洗刷唯心精神,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利弊观,对于我们学会科学地权衡利弊,选择最佳的制度、措施、办法,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搞好改革,有着     

台湾学界辛亥革命研究的承转盛隐

辛亥革命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政治遗产,海峡两岸学者对于辛亥革命分别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研究.台湾学者的辛亥革命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50年代主要是对1949年前辛亥革命研究的承袭,一批辛亥当事人和研究辛亥革命的学人随国民党赴台,继续延续原有思路从事辛亥革命的叙述和诠释;1960、1970年代,一方面传统范式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西方行为科学引入台湾,引发了学术路径的变化,出现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新尝试,并逐渐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主流;1980年代受大陆辛亥革命研究勃兴的刺激和促动,台湾辛亥革命研究进入兴盛时期,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的性质及成败的判断、评价方面与大陆学者展开激烈论辩;199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由于政治和学术本土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辛亥革命研究逐渐式微和退隐.     

一种新发现的完成体标记——广东粤方言的“逋”

粤方言的完成体标记,多为"咗"或"休",也有运用变调手段的.[1][2]关于"咗"的语法特点,学者多有涉及,如张洪年称为"完成体体貌词尾",[3]而彭小川称为"动态助词",[4]都进行了详细讨论;甘于恩首次披露了完成体标记"休"在广东的地理分布及重要特点.[5]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肇庆(德庆)、阳江、中山、惠州有些方言点使用着与上述完成体标记不同来源的标记,本文对此进行讨论.     

自由主义者的三张面孔:殷海光对“胡适”的阐释

在殷海光的言述中,“胡适”有着超个人的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的涵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自由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象征.殷海光的“胡适”论说的变化,折射出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者对自由主义势力的期待,对自由主义学理建构缺位的反省,和对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坚守.     

用工荒、就业难与人力资源配置的流动性优化——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视角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备受关注,本研究旨在找到二者并存的根本原因,并通过制度完善予以解决。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不均等造成了人力资源在产业和区域之间流动的不畅,因此建立公共服务无差别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流动是破解就业难与用工荒的根本之策。     

论会计信息披露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普遍受到重视,会计披露的基本目标是会计目标理论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提供的内容、质量越来越被关注,会计工作者的目标就是为信息使用者尽可能地提供高度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会计信息,并且通过适当的披露形式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以使信息使用者依靠会计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     

说不完的“政绩“债

本来,政绩同负债属风马牛,难齐肩并坐.因为"以政绩用干部"是对曾经的"空头政治"拨乱反正,将政绩作为干部晋升的阶石,亦合情理、顺民心.所以政绩路属正道,经为正经.然而,据说中国有批歪嘴和尚,凡正经既出,而让其横诵倒念,便歪调邪理了,时下引人议论的"政绩"债,就是他们的杰作.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