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解与控制自然

大多数现代科学,为了符合"唯物主义战略",采取限制理论构建的种类,选择与其有关的经验数据。我认为,采用唯物主义战略,不是因为需要获得客观性的理解以显示极高的价值认识,而是由于在唯物主义战略与控制自然的特定观念之间的"选择性姻缘关系"。因此,社会价值是接受唯物主义战略的根据。然而这并不损害这一观点:正确的理论接受是以"公正的"思考为基础,只要社会价值的作用同认知价值的作用保持恰当地区别。     

中职学校一体化教学与职业技能的培养

依据中职学生的特点,探索实践理实一体化教学活动,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的方法,通过一体化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其掌握一技之长,为就业做好准备。     

同化作用没有暴力吗？——一种沿胡塞尔而来的交互文化性现象学

长久以来,专家们一直在讨论,胡塞尔的作为包含一切科学的哲学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其他文化。关键问题是：被认为应用于欧洲精神的现象学侵犯了非欧洲的世界观吗？现象学虽然彻底地批判了缘于实证科学的同化作用,然而,一方面,凭借扩展欧洲科学的概念,另方面,考虑到它是一种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一般标准,胡塞尔现象学本身没有使用同化作用吗？通过宣称其原则所推论出来的合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一切家居世界都有效,现象学的这种十足的同化作用没有干涉其他文化吗？相关于胡塞尔的诸种基本定义,我想略述一种方式,在此之中,现象学能够避免被指责带有非法的同化作用。我将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澄清问题;第二,力图说明操心的结构环节在同化作用成就的发展中是决定性的;第三,继续由此出发去探讨现象学与同化作用之间的关系;最后,描述从一种交互文化现象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论进路的特征。     

哈萨克语语法中的“_man／_men”附加成分

哈萨克语语法中的“_man／_men”是构词的附加成分。本文主要对该附加成分造的词与链接的词是否只是名词、有没有直接链接词干而形成名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对“_man／_men”附加成分是否像某些书中讲的一样，真的是无用的附加成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政策分析机构的三大神话——回收箱、垃圾桶还是智库?

"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随处可见——被泛滥使用却缺乏明确定义——的政治学词汇。它充斥于学术界的公共政策讨论以及记者、说客和舆论引导者中那些"政策专家"(policy wonk)的话语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智库的定义及其角色和功能有了一致的看法。不过,大多数被赋予智库名目的机构都从事着某种政策研究。把智库视为研究与传播间"桥梁"的观点意味着(社会)科学与政策之间有着明显的边界。本文将探讨它们的一些边界。边界不仅是组织上和法律上的,这些机构和它们的资助方在如何构想"公共利益"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边界。此外,发挥"桥接"(bridging)功能的社会互动与交流,让"边界"(boundary)的概念变得模糊,使我们可以超越那种强行在科研与政府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二元判分的观念而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处理专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十二木卡姆知识产权保护探讨

十二木卡姆是一种流传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集传统音乐、歌舞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形式,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和集体性等特征。十二木卡姆知识产权保护,应遵循以人为本原则、真实性原则和科学发展原则。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实现民族和谐,应明确侵权行为责任主体,建立侵权责任机制。     

计算机建模协助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

越来越多的计算机模型被协助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研究表明,计算机模型之所以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它允许政策制定者在虚拟世界中先行先试,这与随机对照试验(RCT)和政策试点相比无疑具有更大优势。在政策建模实践中提炼出的一般性经验包括:设计和使用模型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提供了对政策的解读而不仅仅在于它所生成的数字;模型是在一定的抽象条件下设计的;尽管有时会缺乏用于校验的相关数据,但建模仍然是有价值的;建模的协作性要求使得模型被用于满足建模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目的的可能性增大;需要注意建模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沟通;需要仔细考量公共政策建模涉及的道德问题。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政策建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如想将其潜能充分释放,则需要将计算机建模与政策制定的内在文化相融合。     

关于著名诗人唐加勒克·卓勒德的哲学思想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讲述新疆哈萨克族著名诗人唐加勒克·卓勒德代表性的几首诗，对诗人唐加勒克·卓勒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生平进行了论述。     

全球化和市场、国家及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和美国艾奥瓦州的比较分析

作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纵向一体化对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区域的人类与景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地处美国的中部,还是地处阿根廷的南部,促使当地人无法立足的农业类型均是家庭规模的市场化生产。家户式的生产模式通常会趋于多样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处美国艾奥瓦州家庭式生猪生产商和位于阿根廷里奥内格罗省的家庭式苹果生产商,均由于纵向一体化的全球公司而从多方销售的独立生产商变为无法立足。它们对纵向一体化各种方式的抵制,证明了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也展示了可以怎样动员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来创造和控制各种可供选择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由于造成家族式企业主要弱点的原因各不相同,里奥内格罗省面临的是劳动力问题,而艾奥瓦州面临的则是环境问题,纵向一体化的机制在两地的实施也有所不同。因此,跨国公司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实现对价值链的最大限度控制,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债。在两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都试图既实行直接控制也实行分包,并通过分包减少抵制。对保留识别产品(identity-preserved products)分销的备选价值链进行正规化,为持续不断的抵制提供了一种结构。然而,反对更具持续性的结构的统治体制发挥了作用,阻挡了会给当地居民和生产商更多选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