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线形阅读”与钱锤书文学批评的双重语境

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倡导的双重语境下的“非线形阅读”,对文学接受意义重大。资料表明,钱锺书不仅具有足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的思想,而且其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非线形阅读”所具有的语境的广博性与多重性;此外,钱锺书还注意到过于强调双重语境所带来的阅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企业成长阶段视角下企业家精神与IT企业成长——基于“安德科技”公司的案例研究

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蚌埠市典型IT企业高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探讨企业成长阶段企业家精神与促进IT企业持续成长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对安德科技公司的案例分析发现,创业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企业家精神主要特征表现为:识别创业机会、冒险、承担风险、创新、合作、积极进取和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并论证这些表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因果理论关系,最后构建出基于企业成长阶段视角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模型,对企业实践具有启发作用。     

国有企业实施ERP系统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在实施ERP系统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实施环境不成熟,企业重视不够,没有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重组、规范和管理,信息化基础不完备,实施系统耗资巨大,组织实施任务艰巨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有效实施ERP系统的对策建议。     

工业化与城市化结构偏差的成因分析及其对策

工业化、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与农业增长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增长及其增长的制约因素,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增长的几次快速增长源于土地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农业增长缓慢的问题,说明我国存在着制约农业增长的因素,本文认为制约因素主要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推行反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进程受到阻碍,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构偏差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市,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政策因素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业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使工业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出现大量的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所以,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和就业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间流动,是解决农业增长和工业增长的突破口。     

欠发达地区小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探析

发展小城镇与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两个侧面,并行不悖,相互促进,都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以处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江西省为例,就小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借鉴赣州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小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发展的思路。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一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利用CGSS2010的环境项目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意识以及环境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以及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较弱,其通过影响个人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而产生的间接影响比较显著;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意识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对环境保护意愿和环境保护行为既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有显著的间接影响;环境意识显著影响了环境保护意愿和环境保护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度受到客观情境因素的制约.     

中国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85-2006年数据的协整分析

文章利用1985—2006年的经济数据,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机电产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针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过程中存在的出口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近期台湾经济情况分析

基于国际油价与原物料价格飙涨、粮食与饲料等作物依旧短缺,加之国际间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以及近期美国次级房贷后续效应再次引爆,使得台湾股市、房市因信心不足而快速下滑。继6月景气灯号亮出黄蓝灯,显示岛内经济处于衰退边缘之后,台湾经济研究部门、高校信心指数调查等总体指针显示,岛内总体消费面持续萎缩,投资也低迷不振,台湾民间对经济前瞻的看法相当悲观。这些因素再三导致台湾民众对岛内经济状况、个人财务信心处于低迷状态。     

区隔、因应与弥合：论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界域衔接

在刑事立法活性化背景下,行刑衔接问题很突出。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的界分是解决行刑衔接问题的关键,质量区分的视角无法满足实践要求,仅具有理论层面的作用。长远来看,轻罪体系的建构通过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路径将行政违法转化为刑事不法可以消除二者的冲突,但由于轻罪体系建构的立法成本高昂、立法周期长、轻罪标准不明确等诸多现实困境,其无法成为当下解决行刑衔接问题的治病良药。扩展以刑制罪理论的适用范围,从需罚性出发弥合刑罚与行政处罚适用的冲突是当下实现行刑衔接的权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