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农民养老行为的实践逻辑研究——基于2006年CGSS数据资料的分析

农民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构成农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农民行为发生机制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民行为本身,同时亦有助于理解政策在农村社会的实践特征。基于2006年CGSS数据,考察了农民养老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农民的养老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提出"风险规避与路径选择"构成了农民养老行为的实践特征。研究发现,农民行为的发生包括2个相反相成的过程,即一方面农民行为发生场域中的结构、规范与准则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具有影响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结构、规范与准则为农民行为提供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而是一定的行为空间,在这个既定的空间之中,农民则通过理性算计来决定行为的选择。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

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中国农村研究的学术使命——读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

经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正如邓正来先生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并不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反思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对此港台的学者尤为自觉。     

乡村水利合作的社会基础——基于苏北房庄的分析

本文以苏北房庄的水利为个案,分析其用水的原则,探析乡村水利合作的社会基础。契合性结构的房庄有效地组织了乡村水利的合作,并防范了用水过程中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多维视野中的乡村振兴(笔谈)

乡村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印刻在情怀脉络之中的人文底蕴。但是,它又绝不只是一种情怀,不只是人们偶尔厌倦了都市的繁华后寄托乡愁的地方。毕竟,在可预见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仍有数亿人依赖或部分地依赖它,实实在在地过生活。世上固然不乏专注工商而任由乡村空疏之国,然而,中国有14亿人口,这是它作任何战略性选择都绕不开的前提。14亿人命系于工商,且不说粮食、生态安全,至少是超出了今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市场容量(更不用说中国可能在此容量中的分量)。如此说,非指中国乡村不要工商,而恰恰是有了厚实的工商基础后,让乡村成为可供数亿人安居乐业、有尊严地可进可退之所,极端重要。乡村振兴,正是我国审时度势所作出的顺应新时代所需的战略选择。乡村要振兴,在物质上,产业要兴旺,生态要宜居,生活要富裕,自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而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等"软件",亦必不可缺。既然乡村振兴本是多维、多层之立体事业,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思索进益之策,无疑就是其题中之义。不过,现代知识生产,终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讲究术业有专攻的。因此,唯以问题为导向,依仗多学科专业分析,汇融多维视野为一整体,凝聚智力,方能更有效地推进见识,真正助力社会之实践。为此,本刊邀请十余位对乡村问题素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就乡村振兴所涉思维方式、产业发展、经济组织、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社会治理、干部角色、乡土文化、边疆和民族地区特点以及法治保障等问题,开展一场主题笔谈。其理论视野各异,问题意识则无疑相通。有心、有志于乡村振兴之业者细阅之,当各有所获。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