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历程与西方文化的传播——兼与庞朴先生商榷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异常痛苦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起始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从文化角度来思考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确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也有助于历史认识的深化。但如果说近代中国“有条不紊地循着自己的道路,表现为文化三结构的逻辑展开,”即文化三结构必然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后引此文,不再出注),却又不无商榷之处。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文化,姑且可分为“三个层面”,即外层——物的部分;中层——心物结合部分;内层——心的部分。但文化本身的三结构并不能规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必然依着文化结构顺序,经历一个由制器到政体变革,再到文化全面发展的固定程式。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

在晚清法律制度变革过程中,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其角色和作用值得关注。首先,他联合地方督抚,形成影响朝政变革的高层推动力量;其次,举荐精通中西法律和体制的专门人才,从政体构架和法律内容上注入新质;其三,积极推行地方政体改革,率先实行地方自治实验。清末以“预备立宪”为程式的政体改革,很多内容并未能在中央体制层面得以落实,而是借助地方改制实验为样板,以求渐趋推进这一“样板模式”。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     

关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定位

将近代中国的"新学"等同于西学,是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认识.本文认为,西学即"新学"的说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因此,本文着重从"新学即西学说"的形成过程、新学的指属范围、新旧之争的历史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近代新学的民族定位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初探——以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为例

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的嬗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初期的利用传统权威,到中期的培养新式权威,再到后期新旧权威的替换,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共不仅实现了行政人员的替换,而且进一步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整合。乡村社会被彻底发动起来了。     

从居民到社员:城市人民公社成员的身份认同——以天津城市人民公社为例

在人民公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人民公社有其独特性。伴随着城市人民公社的兴建,有着不同身份标识的“职工家属”、小业主、小资本家、独立劳动者、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等,迅速地由城市居民转变为公社社员。依托于城市人民公社“政社一体”的特殊资源,公社社员获得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的共享权益,社员的身份认同有了独具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被共同建构于公社体系内,其身份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冲突与紧张。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并非人民公社本身所能消解。公社的消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由。     

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

在当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一直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西方社会史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竞争中,以其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独秀于史学之林。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势头甚健,学术成果也引人注目。但社会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人们,从学科理论的层面上,影响着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1995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常宗虎《社会史浅论》一文,彻底否定了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价值,认为社会史本质上届于“泡沫学科”。此说颇具影响,加重了人们的困惑。对此,笔者在《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再谈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中已有所论述,但意犹未尽,故撰是文以供讨论。     

20世纪前期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

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危机迭现,社会失序严重.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力图在救治乡村危机中,建构起自己的权威,从而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力量.在乡村权力重构的博弈中,国民党最终失去了农民的信任,而共产党却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乡村社会动员的成功,走进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这其中蕴含着丰厚的历史认知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对于我们把握未来历史走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20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1901—1920)

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自1901年初《自强说》发表至1911年,见诸报刊的讨论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