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

明朝建立后 ,为了防范逃至海上的张士诚、陈友谅及倭寇等的侵扰 ,朱元璋加强了海防的建设 ,局部维持了沿海地区的安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积累 ,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 ,沿海的防备越来越显出漏洞 ,海防设施内徙了 ,海上官兵逃亡了 ,沿海官员与盗贼相互多有勾结 ,商盗结合、商人武装化等现象都令明政府不断致力于加强海防 ,不断致力于加强对沿海官员的配备和调换 ,但倭寇、海贼等力量却越来越炽 ,官方或者借助客兵兴剿 ,或者竭力招抚 ,都没有肃清海氛。最后只能和成长壮大起来的郑氏势力联合 ,才形成了东南海上的安宁局面。     

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家族是明清东南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组织 ,这是由东南地区特定的自然、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家族组织既可以是血缘的 ,又可以是超血缘的 ,家族组织既覆盖了大部分汉族区域 ,也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同化。尽管东南地区家族组织呈现出与江南家族组织诸多不同的特征 ,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却不逊于江南 ,乃至形成“东南邹鲁”。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 ,使东南地区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经济色彩     

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

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 ,海洋产业是东南经济的大宗。这既因为东南地区具有濒海的自然环境 ,也与东南地区人民长期养成的开拓进取精神、封建政府政策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以及东南地区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连动密切关联。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些微变化都足以引起经济开发模式的转换。从明清东南沿海地区传统产业渔业和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方面即可揭示其演迁的轨迹。     

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

自嘉庆初年开始,大批海盗纷纷投首于清政府,然而其投首原因很多时候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实力穷蹙时的被迫选择,而是由盗首被剿灭或家属被拿获等外在因素以及海盗的自身特点、职业特性所导致.对于海盗的投首,清政府通常表现出接纳和欢迎,但依据其投首时间早晚、投首规模大小,其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有时,中央政府和地方剿捕官员的处理意见亦有所不同.     

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以明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

明代中叶以后,晋江安海以其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顺利跻身于经济急剧上升的排行榜中,朝廷派来的官员、地方部分宗族势力均积极进言设置新县,体现出王朝对海洋区域治理的重视。但一方面官方与若干私家的利益或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不同宗族因相互间的矛盾亦时常表现出政治态度的不一致,导致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其背后充满着官与私、私与私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更多还原     

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人会馆大量涌现,这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商人会馆是各商帮活动和展示自我的根据地,凡会馆建筑、会馆的文化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     

从西人记述看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与医疗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气候总体上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教会医院成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