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

本文着重从清代商人由流寓转向土著、超越乡井以及由边缘走向中心等方面考察了这一时期商人经营方式的一些变化趋向.在这些转换当中,会馆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是借鉴官僚阶层做法所组建的会馆,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商人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会馆,商帮得以壮大发展;通过会馆,各不同商帮得以进行平等的商业对话,进行彼此的交流,从而实现了由乡井到超越乡井的跨越.会馆、公所直至商会是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阶段性产物,各自具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但试图以地缘、业缘或超越地缘业缘来区分三者,往往亦有失偏颇.     

清前期海洋政策调整与江南市镇发展

清前期,在海上敌对势力一度消弭之时,清政府顺应时势,调整一贯的海禁为开放,特别是康熙时四海关的设立,改变了明隆庆以后月港一港开放的局面,给江南城镇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江南沿海市镇数量急剧增加,产品的外向型色彩更加浓厚,专业性市镇也更加繁荣.清前期江南城镇的发展,为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

盐实行专卖后,盐入官仓是统治者从源头上防范私盐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明清以来,福建运司盐仓却历经变化:一是盐仓呈由兴到废的发展趋势,二是盐仓修建主体由官府转变为盐商和部分灶民。这些变化表明:福建盐业走过了由官方严格控制盐业向逐渐放松了对盐业的控制的转变,盐仓制度则因盐课改折盐米、倭寇入侵烧毁盐仓,加上国家只是着眼于从盐业获得收入而无意于维护盐业的正常运行等因素而遭遇了被废弃的命运。     

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

过去一向认为：宋代以来，家族制度随着中原移民被带入福建，即福建的家族源于中原。可笔者在翻检有关清代前期福建基层社会管理的史料时，却觉得家族发展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地位，在家族组织之外，还有其它类型的社会管理组织，这表明家族发展除了与中原文化传统有关外，更与当时福建各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连。闽北是北方移民移入福建的第一站，进入福建的移民往往首先便在人口稀疏的闽北地区落下脚来，并开始依山垦田，延续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由于闽北地处山地丘陵，“四乡之田依山者多，平地者少，民所耕之田与…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施琅海洋经略思想初探

施琅海洋经略思想是在其家族处于沿海社会环境、施琅本人有丰富的海上活动经历以及施琅获康熙皇帝委任而统一台湾等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其经略思想形成的依据是台湾是防范内盗与抵御外犯的战略基地 ,在清朝海防中具有重要地位。施琅认为不仅要选择适当时机实现祖国的统一 ,而且在统一后还应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 ,建立稳固的海防设施 ,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发挥海防前哨的作用。这一海洋经略思想获得了上至康熙皇帝的支持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

明清福建商业发展后来居上,几埒三吴.无论从经商人员、商品种类的多门而出,还是从市镇、墟场的勃起兴盛及对外贸易港埠的繁荣迷离上都无不向人们展示了商业经济的巨大声威,从山区到平原,从手工业到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更让人们谛听到了新时代的足音.然而,举步维艰、中断与夭折的命运之神总是时刻发生作用.本文期望通过对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的考察来寻求这种发展、中断与夭折的部分内因,并以此求教于同行.     

由雍正洞庭抢米案看官府河盗治理的制度困境

清代洞庭湖等水域频繁出现河盗猖獗现象，清政府亦多有治理河盗的制度，但治理效果有时显著，有时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显示制度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制度本身往往亦多互相冲突之处，均抑制了治理效果。实际表现为应对突发性盗案的高效严密与日常防御的疏漏百出；地方治效与否取决于官吏的个人能力和品质；弭盗举措经常是兴一政则生一弊；在弭盗上存在地域协调、文武协作难题等。     

明清湖南家族人口增长的趋势及差异——以族谱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唐氏族谱》等八份湖南族谱为基本资料,研究明清时期湘中、湘南地区家族人口增长的整体趋势及差异性.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湘中、湘南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家族人口增长率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大致在1％左右波动,且其长期升降趋势与我们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颇为吻合;自然灾害、战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是家族人口变动的重要动因,天灾人祸造成人口短期的剧烈波动而社会经济变迁则型塑了人口变迁的长期轨迹;家族基因、家族发展模式及其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共同造就了家族间人口发展的差异性.     

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