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政府对会馆的监管

从台北故宫档案馆所藏乾隆到咸丰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会馆进行监管的档案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不大为政府所关注的会馆组织已逐渐进入统治者的视野,政府监管逐渐加严.对于以会馆聚集起来的团体起事,政府的干预呈加强趋势;对于会馆内可能存在的藏匿奸宄,或会馆是否参与囤贮私盐等的查禁也逐渐加严;当政府面临战事而国家财政又相对较紧时,向会馆赊借或直接动员会馆捐输,成为补充军需不足的重要途径.由以上三个方面看,会馆在乾隆至咸丰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且实力获得了加强.会馆的主体仍是积极的,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     

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

傅衣凌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 ,他用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探究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互动关系 ;在研究实践中 ,他特别注重挖掘民间文献 ,进行田野调查 ;在学术取向上 ,他极力超越传统的学术 ,不满足于厘清经济制度与官经济 ,也不止步于阐述社会的经济形态 ,而是把经济变动和人的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些方面与学界推崇的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西蒙的管理哲学理论有颇多切合之处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提升     

论明清海盐产区赈济制度的建设

明清海盐产区较农业区域遭遇更多的灾害袭击,但海盐产区赈济制度建设却显得较农业区域落后,不过也呈现出逐渐制度化的倾向.在制度化之前,明前期,曾采行过免征当年或拖欠的盐课、折纳绢或布、在他场煎盐补课等办法;明中后期,则多由盐运使动用运司库内余银、工本银、挑河银、余盐银、赃罚银等赈济灾灶,偶尔直接让他场代办盐课;清前期,政府已采取补赈办法补偿灾民,或由他场代纳,或由灶民输谷备灾,或动用盐义仓米麦赈济,最后走向了"照民田则例".     

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关乎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课题。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基层社会管理更应受到重视。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总结与评析 ,指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既有总体性的研究 ,又有具体实证性的研究 ,如基层社会行政设置的研究、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研究、定居社会与流动社会基层管理的研究以及全局研究与地域研究等。同时本文亦试图寻求该领域研究尚存在的缺陷 ,并尝试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6-18世纪福建沿海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

16—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从事着商业化倾向浓厚的各类经济开发活动,推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衡,引发或加剧诸多自然灾害,这两个方面反映了该时期福建沿海人民开发利用自然的成就与局限。     

制度被败坏的表现与机理:明代中后期福建盐业的剖析

明代中后期福建盐运司所辖的盐区弊端百出。官、商、民、匪均参与舞弊,导致盐务部门无法正常运行。盐官贪欲大张,盐商多心存苦衷,沿海灶民等下层人民视制盐、贩私为谋生之道,亦屈就腐败的官场,盐的专卖制度则无法推行。     

明清东部河海结合区域水灾及官民应对

明清时期,沿海如台风、风暴潮、地震等灾害肆虐,给农业化的沿海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围海造田的人们通过各种水利设施尽量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虽然多有成就,但人类在自然面前,仍多显示出被动和无奈。在明清社会变迁过程中,东南沿海区域排洪泄洪与海水倒灌的冲突,保漕与保民生的难以协调,经营盐业、棉业与发展农业、商业相互争斗,加上海岸线东移导致海港功能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往往进一步加剧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影响,虽官方和民间屡有兴造,但效果多不理想。随着海岸线东移,明清沿海地区许多沿海港口经历了不断内陆化的过程,海洋因素渐渐成为其遥远的记忆。立足于海洋视角,我们不难窥见明清时期官民在面对海洋变迁所作出的应对,其中不乏若干值得汲取的教训。     

“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

元明以来，处于长江口外的崇明地区的开发渐渐受到本地居民、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由于此前这里长期属于农业文明的忽略区域，人口也较为稀少，但到元明之际，海运、捕捞乃至沙地开发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于是最能显示当地特色的社会矛盾的“争沙”现象之表现状况及其处理结果就变成了衡量乡民在当地社会中所处地位、官府对当地社会管理有效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沙地享有较轻的赋税负担，乡民们多趋之若鹜，乡民的家族势力大小、与官府关系亲密程度高低是“争沙”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这一危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矛盾，官府也曾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但因为对海洋特殊环境的漠视，所定政策措施往往并不切实，收效固然不大。     

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

乾隆朝官员贪污现象严重,乾隆惩治贪污的决心和举措也大而多。但即使是像浙江平阳知县黄梅的一桩勒派入己案这样并不复杂的案件,也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户部尚书曹文埴与浙江学政窦光鼐在查办此案中发生意见分歧,彼此争相利用民意作为政治资源,塑造出民意的不同版本,真实的民意表达又不能顺畅上达,导致该案的审理屡经变易。案件虽然最后得到审结,但漫长的过程本身却提供了贪污得以存在的土壤,乾隆朝贪污惩治机制所发挥的效果十分有限。     

明清时期江河盗贼的基本来源探析

明中叶以后,依赖水运的长短途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江河盗贼伴随着商人经商、官员往来于途、试子应试乃至百姓日常流动而滋生,而官府长期延续的"重陆轻水"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江河水域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设置的管理机构往往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江河沿岸的居民、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漕户盐丁以及各类窝主均可能成为这一时期江河盗贼的基本来源,程度不同地对明清社会经济秩序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