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1949-1953)

新中国货币统一的过程实际也是中央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推广与占领市场成为关键,换言之,民众对人民币的接受与否成为国家政策的焦点.为此,中央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促使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货币统一的过程中.这一系列政策及其背后的逻辑对195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行政许可的范围解读《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制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畴;本文试通过阐释行政许可的概念、范围,将行政许可事项同非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区分,从而作为《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概括定义的补充,以明确行政许可事项的界限。     

谈古代藏族人的创造力——原动力的利用和发挥

古代藏族人民,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体验,认识到除人力外,还有畜力、热力、水力等,并在发挥人力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些原动力,为藏族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转型期间俄罗斯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及启示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对现实社会秩序合法性进行维护和解释的一种思想体系,承担着申明现存秩序合法性、为民众建构精神家园的重大使命。在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使社会思想道德陷于失序,为此俄罗斯政府积极着手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通过继承苏联时期的有益经验、注重发挥宗教在意识形态重构中的功效及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等方式,在实践中积极推行新的意识形态。尽管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成熟的体系还相去甚远,但是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值得汲取和借鉴。     

试分析国共两党的抗战纲领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胜利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取得的。国共合作抗战8年,始终无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无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双方仅仅是建立在抗日基础上的合作。但是,国共两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抗战主张,都发表了各自的抗战纲领,即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下简称《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以下简称《建国纲领》）,二者相比,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根本的差别。     

乙未官僚士大夫评马关议和

第一,知主和之谬误而揭露抨击之 清政府中的主和派人物,曾编造了许多所谓“根据”以掩人耳目。对此,官僚士大夫层中的有识之士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则是恭亲王奕听代詹事府左赞善等人所奏条陈的内容。 主和者的“根据”之一,“曰度支匮乏,筹饷艰难,“不可不和。”左赞善等指出:“往代兴亡之故,率者误于和局,然尚未有如是其暴者”、即或在欧洲各国中战败者的赔款,也“不闻有如是其多者”。日本敢于如此要求“我且唯命是听”,这是其“不能以战死我”而采取的“以和死我”的一种卑鄙手段。 主和者的“根据”之二,“曰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论者尖锐指出:“然且割鸭绿江以西,辽河以东”给日本,实际是一种对中国“万世之门户不顾”的极其错误的作法。既或日本集中兵力进攻奉天和直隶,但是我们在“京东有程、董、曹、聂及沿海驻扎各军,关外有宋、依、长三大军及魏、陈、孙、吕各军,棋布星罗,极力堵御,而以刘大臣坐镇其间,“而”乡团自战其地,忠勇倍于官军”,杀敌“未有不勇敢直前者”。可见,“谓寇遂能深入?即倭自问无此力量也。”盛京、北京并不空虚,门户也完全可守。     

运用反文化视角对前苏联解体教训的新阐释

反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别而存在的范畴,是与主文化中的主导文化相对立、相抗衡的部分。如何辩证分析、冷静应对,即化解反文化带来的危害,又发挥其对主导文化进行补遗的建设性作用,是摆在主导文化权力主体面前一项不容回避并需审慎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前苏联由于没有正确对待各个时期出现的反文化思潮,导致反文化现象始终作为社会的一种破坏性力量而存在。因此,吸取借鉴前苏联对待反文化现象的经验教训,积极加强我国主导文化的自身建设,趋利避害、发挥反文化的建设性功效,加强对反文化现象的研究和监控,建立关于破坏性反文化的预警机制,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具有极为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古代藏族天文观测探析

古代藏族的天文知识大多偏重于实际应用,为了确定方位、定季节和计量时间,他们非常注意对日月星辰的观测,并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观测方法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