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儒家传统与茅盾的文学价值论

茅盾写的第一篇现代作家论的文章虽然是《王鲁彦论》,但他选择的第一个作家论的对象却是鲁迅。这现象尽管平常,但这背后的根据却对我们很重要:由于茅盾有一种思想与鲁迅那种干预社会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才使他对鲁迅及其创作那么感兴趣,而那“思想”就是茅盾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论文艺观。     

儒家传统与茅盾的尚群观念

就一定意义而言,五四时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都以自己的理解鼓吹过个人主义,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丁玲等这些求新的作家们都或是用他们的作品,或是用他们的理论提倡过个人主义,尽管所用的符号各有不同,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后来也都又回到群体主义的逻辑上来。茅盾也分明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员,是提倡新文化、主张文学革命的“引路的先觉”,然而,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茅盾在这个人群中,是一个特例,他很少,甚至可以说他几乎就没有明确地鼓吹过个人主义。一个表面的症状是,…     

北美汉学家韩南之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金瓶梅》为例

韩南的《金瓶梅》研究,奠基于其自身的学术兴趣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他的成果,展现出一种"学术本位"、"文学本位"的研究特色,从《金瓶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讨论出发,对《金瓶梅》的版本、素材来源等,进行了饶有成效的考察。他的研究,是以细密的文献考据和整体性的理论思维、历史思维相结合为特色的。     

文学性与文学艺术终结论

有关文学是否会终结于电信化时代的话题目前成为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争论不休难达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终结"一词的含义界定不清晰所致,缺乏一种对理论前提的批判意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学的"时代"终结了,而不是"文学"本身.另外,某些学者对"文学性"泛化的言说,造成了"文学"与"文学性"的错位,看似是对文学出路所作的一些变通性思考,其实是真正意义上对文学的杀戮.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生命和谐与完整的需要,至今仍然是人类无法离弃的精神家园.     

呼唤真理 返回家园——从<真理与方法>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

伽达默尔在他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文艺理论史中最具特色的艺术观念.他坚定地认为艺术是真理的经验形式;艺术只有在创作与解释者的相遇和攀谈中才能存在;原始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距离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使艺术现出真理本性的积极因素,作者的创作与解释者在时间距离中达成的攀谈是一个永不休止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的艺术观是惊世骇俗的,也是不无偏激的.     

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大批居留在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为了践行文艺大众化,开展了长达三年左右、声势颇为浩大的方言文学运动。无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还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来看,方言文学都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在1949年前后,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却受到质疑。原因在于方言文学合理性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弹性符合程度。     

殖民地语境与爵青的身份建构

阅读爵青是为唤醒日本殖民主义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的某些记忆。仅就中国东北沦陷区作家而言,爵青是有特色的一位。他短短的十几年的文学生涯面对着两种主要力量:一是把小说视为纯粹的世界;二是他身处殖民地语境,不得不殚精竭虑地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挤压下寻找生存缝隙。正是这两种无法统一的力量使爵青对自己的身份屡加订正:冷雾社时期的爵青主要是一个诗人,一个只写灵感的唯美主义的诗人;日本殖民统治者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之后,爵青陷入了极度的焦急和孤独的垂死感之中;对于爵青此时的身份,缄默不语对日本军国暴力来说也是不能允许的,我们无法知道1944年以后,爵青在怎样的一种心境下发表了六七篇为日本殖民主义宣传的时论文章,这应该不是爵青的情愿之举,不过是爵青迫于殖民者的压力进行的无奈的表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