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儒家天命思想哲学意义上的阐释

在先秦儒学中,天命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代,这一思想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天命不可知论和王朝意义上的天命可知论。王朝之命的认识不同于对个人之命的认识。一种是有意的计划,一种是下意识的结果。但不管何种倾向都已经不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是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这些天命观对汉代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家两层面的天命观的传统发展至魏晋时期,魏晋士人在王朝层面上失去了对道德主义天命观的信心,转向道家的个人意义上的天命观。这一转变的开始,是由王充、王符公然鄙视儒家道德治国的权威性为标志的。     

傅斯年对政治文化的阐释与理解

但凡议论傅斯年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学人们大多陷于党见之争.其实不然,傅斯年对政治的态度始终处于亦进亦退的境界.他的政治文化观是历史的产物.     

也谈朝隐与东方朔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生命追求。东方朔将朝隐相互融通 ,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为士人实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论经学与玄学间的相合相异

经学除了系统的宇宙观、天道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它们与玄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与经学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论曹魏玄学中儒学天道观的线索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来看,玄学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汉代儒士思想之考述

关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题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层面,全面地考察了儒家知识分子,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在苦心孤诣地重新找回“道”,传播文化、调适政治方面,儒家知识分子(他或现在日见重要的她)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应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应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应完全连贯为一体。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却忽略了成就儒家知识分子投入政治、关心社会,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其多元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巨大断裂和严重的紧张状况。所有的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负他们价值和表现形式的载体的实现,而这个载体就是思想。本文打算从他们的思想层面出发,截取两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儒士,并挖掘出真正属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一些特点。     

试论两汉游士之流变

游士是士阶层中的一类.介于以往游士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有必要对其做出界说.作为特殊的士群体,他们又与汉王朝的政治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本文就两汉游士阶层的流变史程,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求正于诸位方家.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后汉书》订误一则

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汉书》点校本《文苑列传》（第2603页）上有唐李贤注解的一段文字：“高祖至平帝十一代。历，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调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笔者以为二百十四年是错误的。检读史书，笔者发现关于汉高祖刘邦的纪年均从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开始算起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366页）、《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46页）、《汉书·外感恩泽侯表》（第679页）以及《史记·高祖本纪》（第362页）都可以证明。再按，唐张守义《史记正义》中所载“柿公动未年十月至霸上。项羽封十八诸侯，沛公封汉王…     

千佛山的禅宗世俗信仰

在千佛山禅宗世俗信仰体系中,主要以兴国禅寺的建筑布局、殿堂像设与千佛崖石窟寺的弥勒、弥陀造像向世人宣传在现实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神通广大、威力无穷的佛、菩萨与极乐世界,同时告诫世人可以通过求拜佛、菩萨摆脱苦难,获取福祥,进而达到极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