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交流:与“国际历史科学”同行（英文）

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这封贺信由于涉及到历史科学中的若干本质问题而引起中外历史学家的持续讨论。本文是中国历史学家王育济教授对芬兰历史学家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教授的一次访谈。双方围绕着习近平信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以及历史学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对话,也反映出中外历史学家在理解上述相关问题时的共识与异见。     

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产消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必然包含着文化的生产—消费机制。生产机制表现为：传统文化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文化新业态与传统文化“内容产能”的全面焕发;“生产技术民主化”与文化基因结合形成的规模空前的文化UGC模式。消费机制表现为：从线上线下互动消费向数字沉浸场景消费的升级进阶,以及虚拟文化产品消费在技术逻辑下的持续扩张;“华流顶流”与流量杠杆重新规制了传统文化“两创”的产消态势;“网生代”所推动的国潮消费则成为数字赋能机制的显著表征,其中深嵌着文化情感与自信。     

特约评论人语

关注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重视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为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之一。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义和团民间资料调查,长达四十余年,三百多名师生的足迹遍及冀鲁豫数省,获得了民间宗教与义和团的起源等方面的资料百几十万字。2000年结集出版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论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

关于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即其理欲观,学术界已作过不少研究。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二程理欲观的本有命题和概念作进一步的开掘,对其理欲观的各个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走向作进一步的揭示,并注意从传统理欲理论的流变脉络和嬗演趋势上分析其理欲观的政治、伦理和思维意义。     

“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

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生前,曾嘱宋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复传位于皇子。此即所谓“昭宪顾命”。因这一顾命文件曾封藏于金匮之中,故通称“金匮之盟”。两宋及元明清三代,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本世纪四十年代,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几乎     

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调整。“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殷     

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正>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宋代乡村组织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这虽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增加了开拓新议题的难度。谭景玉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深入把握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找准了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最     

“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

“官家”,是宋代皇帝最为流行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某种微妙松动,包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信息。“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而与“农家”、“渔家”、“酒家”等等置于同一层面。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宋太祖君臣关于“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才有了天下“道理最大”,“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朝野共识,从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