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应多一点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

在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伟大工程中,文艺学应该自觉承担一份光荣的使命,即多一点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终极关怀的主要内涵是追问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寻求灵魂的归宿。终极关怀的途径主要有:通过文艺基本理论的研究提高对终极关怀意义的理解和认识;借助文艺史的研究总结人类寻求终极关怀的历史经验;通过文艺批评引导读者发掘并接受文本中蕴含的终极关怀意蕴。     

置身神界看人界——史铁生创作视点分析

由于自身遭遇的不幸 ,史铁生的创作特别关注人生、命运等关乎人的生存的一系列问题。他关注的视点不在物界和人界 ,而在神界 (或“天界” :上帝、苍天、宇宙等 ) ,即一切现象的最后根源 ,一切存在的终极处。这一视点体现了他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极大热忱 ,使他获得了许多不同于常规思路的极为新鲜、独特、深刻的思想     

浅析新时期的道德评价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去如何进行道德评价愈显得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当今我国社会道德领域的断层现象及其成因,进而论述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在扬弃旧道德、构建新道德的道德评价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关于道德评价的参照系统、评价的主体性问题以及主体定位等。文中明确剖析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正统道德规范的缺陷,第一次提出道德评价与道德奉行相统一的见解。     

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其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支撑屈原精神世界的支柱主要有:美政———执著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美———高洁纯粹的美好情操;神灵———超验世界的精神主宰。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信仰、道义、真理、责任,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他生命的坚强支撑,是他的精神家园。屈原形象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精神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屈原精神对后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屈原引领了中华民族及至人类精神的提升。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词学宏观研究的一项新成果——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简评

对于学术发展和出版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书评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本刊过去也对此重视不够,未能满足许多作者的愿望和广大读者的要求。有鉴于此,我们从今年起开辟“本院师生著作评论”专栏,欢迎院内外学者、读者充分利用这一园地,就本院师生、校友的著作(包括论著、编著、译著、创作等)进行严肃的、科学的、有学术深度的评论,互相切磋,共同提高。此外,有关新近出版的国内外学术界重要论著的评论文章,本刊亦乐于刊登。     

“冰城”有座穆斯林医院

眼前,一座独具风格的阿拉伯式建筑,即便在鳞次栉比的楼宇之中仍显得那么耀眼。大楼中顶一个鲜艳的红十字,下边镶着几个1米高的大字“哈尔滨市穆斯林医院。”医院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民族医院。其前身是1924年建立的“犹太医院”和“苏联侨民会第二医院”,后改为职工医院。1989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改建为今天的穆斯林医院。在这里,严格按照穆斯林的习俗,创造民族医院环境,饮食全部清真,并配备清一色的穆斯林职工,竭诚为本市及国内外的穆斯林患者服务。听说院长李伯康是回族,而且还是位归侨。直到中午,我们才在院长室见到了他。一张白色的写字台和一组不太大的文件柜使院长室显得整洁大方。     

接受效果: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出发点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构筑起一座悲剧理论大厦。其悲剧理论的出发点是欣赏者的接受心理。《诗学》主要讨论了悲剧情节的选择和布局     

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

西方有些戏剧理论家认为,戏剧仿佛一条“双行线”街道:一方面是戏剧的创造者——剧作家、导演、演员,另一方面是戏剧的欣赏者——观众。化妆、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等等,都不能决定戏剧的本质;但是,如果没有观众,没有剧作家(通过导演、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交流,戏剧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因此,研究观众审美心理的观众心理学,便成了戏剧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观众心理学遗产,可惜很少有人加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索。古代曲论对观众心理的重视是建立在对戏剧特质的把握上的。戏剧特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舞台性。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说,在一定意义上看来,“舞台表演确实就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李渔早就清楚地说过;“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正是从剧本要演给观众看这一点出发,李渔强调剧本创作应当“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就是说,剧作家在进行一度创造(剧本创作)时,就尽可能把二度创造(导演的处理与演员的排演)和三度创造(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的演出——欣赏过程)都考虑进去,这是戏曲艺术争取观众、吸引观众的秘诀。那么,古代曲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认识、把握观众心理的呢?我认为,在感知、注意、想象等几种心理机制方面,古代曲论较好地处理了真与幻、常与奇、一与变、有与无等辩证关系,从而在剧作者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心理桥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成就,而且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重要成就。     

散文的“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冯伟林与余秋雨散文的文体比较

冯伟林与余秋雨的散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艺术构思、语体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对比性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到一点,就是散文的"政治话语"与散文的"文化话语"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创作主体的官员身份和文化学者身份密切相关。可见,作家的主体精神是其文体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