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西藏研究

日本对西藏的研究有一定的历史,早期主要研究西藏的宗教,近年来扩大了研究范围,开展了对西藏历史、文化、语言、民间文学和人类学等各方面的研究.战后,日本成立西藏佛经研究所,出版《西藏撰述佛经目录》、《西藏佛经研究丛书》,东洋文库成立西藏研究部,大谷大学成立西藏大藏经研究会,京都大学设立藏语讲     

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兼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和特点

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特点和语音的声学实验证明,北京话的语调是单纯的音高韵律特征,有高语调、较低语调和低语调3种。北京话语调的载体主要是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的重读音节,它们有形式特征和辨义功能。宇调、词调和语调之间有替代、借用和融合3种关系,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属于融合关系。从功能来说,北京话的语调是在句子平面上使用的一种屈折手段,主要表示陈述、疑问、祈使和表情4类语气意义;从语法形式的角度来说,它与所表达的语气意义之间是关联关系,属于自主、比较和相关3种语法表达方式中的相关表达法。     

藏语甘孜话附缀语素的减缩变化

藏语在构词和构形中都有一些表示语法意义的轻读成分,如构词的词缀和表示语法意义的助词,可以统称为附缀语素。甘孜话这些附缀语素都会与前面的词根或词发生语音的减缩变化,形成大量真性复元音和新的形态变化方式,出现复杂的历时和共时的语音和语法变化。这种减缩变化调整了语音和语法的格局,是甘孜话语音和语法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方式和特征,也是藏语康方言中比较少见的现象,研究这种涉及语音和语法两方面的重要现象,无论对藏语或藏缅语言语音、语法的共时和历时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师法传统独辟新径——评格桑居冕、格桑央宗著《实用藏文文法教程》

现代藏语方言差别很大,甚至互相不能通话,但藏族使用的藏文却是统一的。使用不同方言的藏族学习藏文相当于学习一种新的差别较大的方言,所以不学习藏文文法,就无法正确使用藏文。格桑居冕、格桑央宗著《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介绍了藏文文法的传统理论,并使用现代语言学和语法学的理论科学地解释了传统理论,做到了推陈出新,古今交融,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图弥三菩札及其语法著作

西藏早期的两本语法著作《三十颂》(Lunston-pa rtsa-ba sum-cu-pa)和《性入法》(Rtags-kyi-hjug-pa),西方一般认为是图弥三菩札所著。这两本文法书及其假定的作者,最初由达斯《西藏文法导论》(大吉岭1915年)一书介绍给现代学术界。达斯将这两本书大部分逐字译述。     

日本西藏研究概述(下)

三、据藏外文献所作的佛教研究据藏外文献研究佛教比上述据大藏经所作的研究稍后。对这些藏外文献的研究将会大大提高西藏佛教和文化的知识,因为这种藏外文献的总卷数大大超过大藏经,它们虽然大多是对佛经的注释,但也有很多历史、语言、医学等等非宗教的文献。羽田野伯猷由于参加了东北大学所藏藏外文献的编目工作,使他有可能浏览了每一本书,从而获得了有关西藏佛教历史以及各派教义的广泛知识。他的很多通常是篇幅很大的文章,都     

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

方言是全民共同语的地方变体,由语言的分化、融合,或者说语言的变异、相互影响等原因所形成。理论上,方言的性质、涵义和划分似乎比较容易理解;实践上,确定一种方言,常常是件麻烦事儿。因为确定一种方言要解决两层问题:一是它不是另外一种语言;二是它不同于其它的方言。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是要解决一种语言的差异问题:前者是解决语言之间的差异,后者是解决方言之间的差异。什么样的差异算语言,什么样的差异算方言,前些年国际上曾经专门开会讨论过,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划分语言和方言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问题。研究藏语方言也遇到这两层问题。藏语分布地区辽阔,幅员广大,不仅藏族使用,也为其他民族使用;反过来,藏族在吐蕃王朝时间,征战兼并,     

藏语的复元音韵母

现代藏语的三个方言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有复元音韵母,安多方言没有这类韵母。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的分布不平衡,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一般来说,卫藏方言前藏地区复元音韵母少,一般只有两三个,多的地方也只有三四个;后藏地区则较多,一般是四五个,多的有七八个;阿里地区复元音韵母最多,一般就有七八个,多的地方有十五六个。后藏地区和阿里地区还有鼻化复元音韵母。后藏地区一般只有一两个,而阿里地区至少有三四个,多的有八九个。康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大致有三种情况:靠近安多方言的地方没有复元音韵母,如玉树藏语;靠近卫藏方言的少数地方有与卫藏方言相类似的复元音韵母,如昌都、改则;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都有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