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

在爱琴文明发现之前,古希腊史传统以奥林匹克赛会第一届之年(公元前776年)为希腊史的纪元;雅典史则以执政官(雅康)代王者(巴西勒斯)之始年(公元前683年)为纪元。在此之前,希腊史处在所谓荷马时代、英雄时代、王政时代,即摩尔根所倡始,马克思、恩格斯所申论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进网络吧,信息可扶贫

会年六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就科技扶贫问题进行了讨论。经济日报社信息中心主任舒野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我国由国务院扶贫办、电子工业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和经济日报社共同组织实施的“信息扶贫致富工程”,引起强烈反响。     

“文协桂林分会”的历史作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是西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组织。在促进桂林地区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在抗战文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文协桂林分会成立于1939年10月2日,是根据文协总会确定的“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的宗旨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和任务是:“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的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     

五通桥区：创造条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乐山市五通桥区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条件下,为振兴以盐磷化工为主导的老工业基地,保护好素有“小西湖”之称的山水园林城市,建设“宜业、宜居、宜游”的新农村,着手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五通桥区编制了《五通桥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总体规划（2004～2010）》,经过全区上下多年的努力,     

从性侵幼女案看社会文明的倒退

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到了5月27日,这20天里国内至少发生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而这仅是被公开报道的案件。实际中,又有多少孩子被伤害,人们不得而知。即使从性侵幼女案已知的发案率来看,也无法看做偶发恶性案件了;而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来看,就更可以看出性质上的严重性。实施犯罪的是校长和政府职员,引发犯罪的因素,不是常见的"孤寡"、"留守"等生活缺陷,而是权力和职务的优势。这就不能     

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从韩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个别类型入手,分析韩国人在古代是如何认识、描绘"中国"这个他者,并探究其中所蕴含的韩国人的思维及如此创作的意义,最终尝试在东亚文学的多种发展脉络中,把握韩国文学的本质及地位。高丽与朝鲜时代,以"中国"为素材和背景的作品非常多。一些抒情诗和叙景诗以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出使路上所见的风景名胜为素材进行创作;一些传奇和小说将背景设置在中国,出场人物的国籍也均为中国。这些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在文人的作品中。通过与来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会面,通过去往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访问记录,通过览阅中国书籍和士大夫收藏的绘画,可以探寻中国历史和文化空间。一般而言,这些以中国为描写对象和抒情对象的诗文作品,表面描绘中国,实则隐晦地表达或呈现了韩国本民族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命运。     

当代中国农村大学生户籍问题研究——以重庆市户籍改革实践为例

农村大学生户籍管理制度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户籍制度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高校农村大学生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难题。文中以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实践为蓝本,分析重庆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农村大学生户籍改革,探询农村大学生户籍制度的价值,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提出中国...     

茅盾在桂林的生活与创作

茅盾自1942年3月9日从香港脱险抵达桂林之日起,至1942年12月3日离开桂林赴重庆之日止,在桂林总共生活了九个月的时间。在茅盾的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在桂林的生活和战斗。在这短短的九个月的时间里,茅盾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耶稣之死》、《参孙的     

噶尔世家对唐军事战略研究

噶尔世家是吐蕃时期主要的政治世家之一,该家族先后有五位成员担任吐蕃大论即首相职位。文章根据藏汉文文献对7世纪下半叶唐蕃之间的友好来往、边境冲突进行了梳理,并归纳了噶尔世家对唐的策略特点。     

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民族志与电影什么是民族志电影?我们今天所说的影视人类学一词有没有什么含义?这类问题似乎是故弄玄虚,如果提问者是一个多年来致力于在教学和社会研究中普及记录影片和一般音像记录技术的人,就更是如此了。琼·多米尼克·拉约奥克斯认为,电影正在变成“一种主要的表现手段”,以至许多人类学家都把它当作表现研究成果的一种新手段。我认为他的话表达的是一种心愿,而不是正确的判断;是一种希望,而不是对影视人类学真实状况的反映。他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上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此外,在我看来,甚至在“年轻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中,承认记录影片的科学和教育价值的人也寥寥无几,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