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完善路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对于规范强制退出行为、防止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立法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原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修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较科学理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程序,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行为提供了操作性准则。但该《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的规定有一定疏漏。立法的疏漏不仅影响了强制退出行为的高效理性展开,也悖离了程序法治原则的基本诉求。应在实践检视基础上,以行政程序法治原则为准绳,进一步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法定和程序公正。     

对行政法治的几点思考

阐释了理解行政法治应处理好的两对关系,即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行政权与法的关系;分析了行政法治的构成要素;并在探索了行政法治与自由、民主、效率、公正、秩序等的关系后,指出实行行政法治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     

行政指导及其法制化探析

对行政指导应进行程序规制 ,并要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救济机制 ,以保障行政指导的正常运作     

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大部制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其改革目标包括三个层次,即初级目标是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机统一,中级目标是建立法治政府,根本目标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成。通过目标定位,明确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引导我国大部制改革健康有序地进行,从而为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奠定基础。     

论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之诉讼机制解决

尽管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之立法规定中,可以推论出"可将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纳入诉讼机制解决"之逻辑结论,但直接的法律依据不足。因此,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创新行政审判机制,在审前程序中增设听证程序,以为法院裁判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提供有效的制度与机制保障。     

主持人语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两大时代潮流。在我国,"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已经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对政府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严峻的冲击与挑战,要求打破传统"行政区行政"的樊篱,构建一种新的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

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调整行政权力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在纵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层级化与法律分权,在横向上实行行政权力的综合化配置与平面化构造,以改变行政权力在纵向上高度集中与横向上过于分散的状况.同时,必须建立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相对理性和巩固行政权力合理配置的成果,推动行政权力配置进入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以法律的权威性、理性和稳定性保障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     

论法治社会下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背景下,传统的行政权力配置与运行的理论与制度日益凸显其局限性与滞后性。回应现代公共行政发展与建设法治社会的需求,重新审视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准确把握两者的内涵及其关联性,促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实现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与规范运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论农村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

国家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与农民财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因征收活动中公益目的泛化与征收程序失范,国家的征收权容易被滥用;加之补偿标准偏低与保障制度缺位,使农民的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已成为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此,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严格区分农地征收中的公益目的和非公益目的,规范农地征收的程序,解决农地征收中的公平补偿问题,强化对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救济,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等。     

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路径选择

因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国家和我国对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路径依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西方国家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历程,我国则经历从否定、不保护到承认、保护的过程,最终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即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时期,平衡的重心和方式有所不同,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强调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限制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的过度扩张,不失为是一条有效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