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丹青追世好”——苏轼论艺术创新

苏轼反对文学创作的雷同。他写的《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文字: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这一段文字是批评王安石的。王安石的一些散文,言辞犀利,说理透彻,不失为好的文章。苏轼认为,他的毛病“在於好使人同己”,要求天下人的文风和自己的一个样。这就使得文坛象盐碱荒滩,黄茅白苇,一望无边,十分单调荒凉。     

建议增设从最终分配角度考察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指标

目前,统计上的国民收入使用额(消费额＋积累额)是已经实现了的数字.为了便于研究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是否平衡,笔者认为有必要同时从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角度来反映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即有效需求和物资供     

在年鉴编委会扩大会议暨创刊20周年庆贺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中国轻工业年鉴》编委会扩大会议和《中国轻工业年鉴》20周年庆典同时进行。我代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表示热烈祝贺。对各部门和各界朋友们多年来给予《中国轻工业年鉴》以及中轻联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大家的指导，表示热烈欢迎!同时，我也要对20年来对创办年鉴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大家的光临指导，表示热烈欢迎!     

陈胜粦教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或者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显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最近也带着这一问题,访问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导师陈胜粦教授。也许是对这一问题素有思考,陈教授一待我们坐定,便侃侃而谈。他说,从解放以来的情况看,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专题都展开了研究,     

独树一帜 异彩纷呈——1992年《东方丛刊》评介

由于《东方丛刊》上时有老师、朋友、师弟、同事的大作,我才有缘与它相识。读了该刊的1992年第1至第4辑,收益颇丰,深感该刊很值得向学术界同行们介绍。可以说,《东方丛刊》在中华大地的哲学社会科学园地里,独树一帜,异彩纷呈。《东方丛刊》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告白刊物的宗旨:在东方这个定义下,将它办成一个研究东方文化机制、东方美学、东方文艺理论、东方文学、中国与外国及东方与西方比较研究的丛刊(见该刊主编梁潮第1辑上的代序《国内东方文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本丛刊的研究方向》)。从1992年所出的4辑刊物来看,这一宗旨是已经付诸实践了。这     

传统义利观的现实思考

传统义利观的现实思考张世欣，陈选能义与利，人们的伦理关系与物质追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功利目标，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两千多年来，我国思想界的义利之争从未间断。在古代，当人们深层地思考如何应时、治世时，就涉及到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两千多年历史的积淀，...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城镇家庭跟踪调查的研究

居民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价上涨会影响城镇家庭的资产总额和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本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的房产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都具有财富效应,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仅体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样本家庭房产对于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对于城镇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加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房价上涨对于打算购房的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预算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公共行政的目标管理与目的管理

公共行政引入目标管理在我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它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但在制定和执行目标管理方案的时候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关键在于目标与公共行政目的的脱节甚至违背。公共行政必须用目的管理来统率目标管理,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管理的正确方向,才能真正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     

新实践美学研究（专题讨论）主持人讲话——小议“新实践美学”的“实践”范畴

《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发表了5篇文章，集中对新实践美学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涉及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下面发表的这一组文章就是对于批评新实践美学的文章的反批评。我们希望，批评和反批评都应该充分地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以意为之，以偏概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信口开河，不加论证，乱扣帽子。只有开展这样科学的批评和反批评才能促使不同学派同生共存，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繁荣发展。     

歌德的立体全身塑像——论艾克曼《歌德谈话录》

本文主要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评介了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该谈话录反映了歌德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死亡观、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是一部具有歌德特色的“智者之书”和《诗与真》之外的又一部歌德自传.它既富有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又具有可信性、可读性和趣味性,能帮助我们全面认识文化巨人歌德和另眼看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