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探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文化发展观来看,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必须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人民是文化发展的价值主体;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化发展的创造主体;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是文化发展的享受主体。社会主义文化主体观昭示了文化发展中基本动力和根本目的的内在一致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标向,强调在共建共享中着眼于不断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促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一项对富士康工厂的研究

基于对富士康工厂宿舍的分析,探讨了男性工人在宿舍劳动体制下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抗争方式。首先,从空间管理制度、工作时间制度和工资制度三个层面呈现了富士康准军事化宿舍劳动体制的特点,并探讨了宿舍劳动体制与男性工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其次,呈现了男性工人在宿舍中的日常抵抗和集体抗争,指出男工的抗争呈现出暴力化和激烈化的趋势。男工的抗争挑战了准军事化的宿舍劳动体制,构建了叛逆的、斗争性的男性形象。通过对富士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宿舍劳动体制与本地社会的父权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西藏的信息化建设

近几年来,西藏自治区的信息化建设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西藏的信息化建设同内地其他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从三个部分对西藏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再造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认同感不强等问题,社区建设陷入了“共同体困境”。农村社区建设要突破“共同体困境”,关键在于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实现自治”则是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重塑的内生动力。以自治空间重组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纽带、以集体产权发展壮大为引擎、以协同共治为主旨构成了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的社会根基。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再造必须通过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政策体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壮大集体经济产权、培育社区组织、充实社区发展资源、开创协同共治格局等路径全方位展开。     

抗战时期陈诚主政湖北述评

抗战时期,陈诚曾先后两次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主鄂共五年多。陈诚主政湖北期间,除坚持对日抗战外,他甚为关注湖北教育的发展,创办联中,实行计划教育,促进了抗战时期湖北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注重发展战时湖北的经济,发展农业,实行二五减租,兴办工厂,发展交通,促进了湖北经济的发展。整顿吏治方面,严惩贪官污吏,严禁烟毒,为建设抗战时期新的湖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社会工作毕业生对专业教学的反馈——以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本科毕业生为例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社会工作毕业生已经可以从工作情境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目前的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丰富的反馈。本研究力图通过调查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对专业教育的反馈情况,了解毕业生对课程设置和专业教学等方面的看法和评价,以期为今后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较为客观和现实的指导和建议。     

农民区际流动的边缘化问题及其消解

农民区际流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农民进城遇到被边缘化的实际问题,较严重地阻碍农民进一步的分化。要使这个问题得到消解,必须创造有利于农民流动的社会环境;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规范农民工劳务市场,疏通农民区际流动渠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化;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哈尔滨一二十年代的金融市场

历史上,哈尔滨曾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迅速发展成为具有“经济中心”功能的近代国际性都市。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促使哈尔滨经济长足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

<正> 清代自雍正朝起,为了解决八旗人口日益拮据的生计问题,曾采取过“京旗移垦”政策。所谓“京旗移垦”,就是把居住在京畿一带的闲散旗人,移往东北从事农业垦殖,自食其力,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总的看来,“京旗移垦”的实施,并没能把京旗闲散人口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然而却使封禁多年的东北地区得到了开发。“京旗移垦”的起因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     

论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与治理路径——基于“结构洞”理论视角

参与者众多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很难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做出合理的解释,而“结构洞”理论可以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对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从“结构洞”理论视角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是各社会群体间缺失联接的桥梁,无法正常沟通和互动。民众遇到问题时,在政府部门之外不能获得相关的信息,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产生的矛盾无法由社会自身来化解,只能压向政府。增加普通大众的“结构洞”数目,搭建起各群体间的“桥”是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搭建群体间的“桥”可以从制度改革、创新城市规划和促进社会交往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