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

去年冬,我刊就确定把此文发于今年第一期;后因稿挤转入第二期。年初见到新华社报导:胡绳同志在社科院为俞平伯先生举行的庆贺会上说:“俞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那次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先生,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月二十二日《羊城晚报》)看来,本文作者三年多前的论点,现在该可以见容于学术界了。这里,特摘录作者去年九月来信所述有关该文争取面世的种种困难情况,以供读者参阅: “我认为一九五四年的“批俞”是个“错案”,不同意当代某些红学史的专著和专文对“批俞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此文作于一九八二年秋,并于是年冬在一个内部发行的师专学报刊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专刊曾影印转载过我别的署名的好几篇红学文章,也包括在上列这个内部学报刊出的文章,但就是没有转载这一篇;这,如果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说两句不自量的话,那么恐怕不是此文缺乏转载的资格,而是因为那位担任《<红楼梦>研究》专刊的顾问,恰恰是拙文指名批评到的几位同志中之一位,虽然这位同志曾在文章中公开说过“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一类的话。……拙文曾投寄过几个全国性的有关的学术评论刊物。得到的答复都令人兴奋:有的说是“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有的说是“作为一家之言,是充分说理的”;有的还答应代转其他刊物,等;但是,寄来寄去,转来转去,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终归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看来,这几年虽然百家争鸣呼声甚高,但要在红学界认真讨论“批俞运动”问题,似乎时机尚未成熟,就像鲁迅所说,听到口令“开步——”时切不可立即举足,一定要等听到“走”字时。才可以真的“开步”。一九八○年《齐鲁学刊》曾提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应该进行学术探讨;可是后来似乎碰到麻烦,未能“探讨”下去。但最近,胡乔木同志说,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光明日报1985年9月6日),这不但等于肯定了当年《齐鲁学刊》提出问题的勇气和眼光,也为今后讨论“批俞运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参照系:既然一九五一年的“批《武训传》”可以基本否定,那么,对于一九五四年的规模大得多也激烈得多的“批俞运动”,现在来提出一些质疑意见,该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吧?……因为近年几乎没人谈这问题,所以这篇作于三年前的拙文,现在看来似乎尚未过时,这是笔者的“幸”呢,还是红学界的“不幸”?……拙文原有个副题,由内刊编者删去,现补入。拙文篇幅较长,如可发表,我宁愿用新五号字排印,使之少占篇幅,但希望尽可能勿加删削,以保存历史面貌。……”     

试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蓬勃兴起的。由于党的路线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踊跃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展甚为迅速。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有11,78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共10,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所指出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