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慷慨与巧构形似--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美学风貌再比较

魏晋重情的时代风气促使诗歌中出现了主体情感笼罩、充满在客体物象之上的言情慷慨的主观性意象,它表现为强烈的主观情感对物象的拟人化改造和情感对意象组合的直接驱动与构结.与此相对的则是主体情感蓄敛、隐潜在客体物象之中的巧构形似的客体性意象,在客观性意象中,诗人尊重物象自身的生命特征,物象吸收、融化了情感,对一泻无余的情感冲击力加以形式化的审美节制与缓冲,形成诗歌意象浑融含蓄的审美空间.     

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的文化透视

时间与生命意识是魏晋至刘宋时代诗歌意象的主旋律。它们集中表现在与落日、秋天和坟墓有关的意象群之中。面对落日象征的生命的短促与飞逝,建安诗人充实有限,两晋诗人企慕无限,宋代诗人融无限于有限之中。秋的意象成为诗人抒发无意识深处这种生命孤独、漂泊感的隐喻。坟墓意象既象征着生命与相对时间共同毁灭的悲剧性结局,又象征着生命融入大化运行的绝对时间之中的超然与解脱。     

审美教育与人性和谐

在工业化时代,人性的不和谐首先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与精神追求的不和谐。工业化及现代科学技术使人内在的时间体验被压缩,人性更多地倾斜到外在感官欲望的满足和享受之中。人类物质消费欲望无止境地增长,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许多社会的不和谐。审美在人心灵最深处滋养和培育一种对别人生命、对万物生命的同情、怜惜和大爱,它能培养人的生态意识,使人以一种音乐的心境与他人及万物和谐相处。高科技时代,人性的不和谐还表现为理性过分压抑感性,使人成为思想的机器或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审美教育是造就心智和谐的一代新人的最佳途径。     

先秦两汉文论中审美情感与道德关系之评述

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是在伦理道德的襁褓中孕育的。先秦两汉时代，审美情感就是“乐”，道德就是“礼”。乐是礼仪活动的伴奏，审美情感依附于道德。礼与乐的相互偏离与制约形成“中和”的审美范畴。道德对诗歌的主宰集中体现为“诗言志”的主张。审美情感从发生起便与道德意识有不解之缘和不解之冤。     

玄学与魏晋时代的科学幻想和技术创造

魏晋玄学的清通自由和思想解放,激发了人们的科学幻想力;玄学崇尚自然之道,认识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沐浴着＂道＂的光辉,从而推动人们重视科学知识和机巧之利。玄学否定＂知＂与＂巧＂,主要是反对违背人性自然、物性自然和自然规律的人类的主观妄为和造作,反对人类对一己之私利贪得无厌的追求。     

论魏晋南朝诗歌宣叙意象的美学特征

魏晋南朝诗歌的宣叙意象是以叙事和讲述抒情主体的心理、行为、动作为主的意象，它是对《诗经》中“铺陈其事”的赋象的扩展；它与汉乐府最显著的区别是意象由叙事结构发展为一种抒情结构；同时，以抒情、议论和哲理抒发为主的宣叙意象也在本时期大量涌现。魏晋南朝的宣叙意象是一种具有隐喻功能的音乐性意象，它以叙述的灵动、跳跃形成旋律、节奏的律动与气势，它比《诗经》、汉乐府中直书其事的赋象更加形式化、符号化     

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纠葛与幻化——陶渊明《饮酒》诗七首意象结构探索

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的现实自我与摆脱名教、回归生命本真的生命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陶渊明《饮酒》诸诗中一系列意象的深层结构。在《栖栖失群鸟》等诗中，现实自我与生命自我表现为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与情绪，以鸟儿与松（菊、兰）的意象表现出来；在《有客常同止》等诗中，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冲突幻化为“一士”、“一夫”两个人物意象；在《结庐在人境》等诗中，生命自我摆脱战胜了现实自我，其澄明、宁静，自由欣悦的本真状态投射生成一系列浑然灵妙的诗歌意象，构成陶渊明诗审美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