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过度自信时的交易量

传统的理论认为当金融市场的信息对称又投资者是同质时，市场的交易量为零。但实证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交易量。我们给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现实的交易量。我们假定市场中存在两类投资者：动量交易者、消息观察者，他们的信息是对称的。我们证明了当两类投资者都是过度自信时，市场中的交易仍然存在。并又讨论了交易量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谈判学：历史、现状与未来

随着WTO的加入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 ,谈判对国内企业而言愈来愈重要。本文解释了谈判学理论研究的起源 ,重点分析了三个主要研究分支 ,即对策论、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决策分析方面的进展和成果。更进一步 ,论文对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在Kalman-Bucy滤波学习过程下的投资者生存能力分析

本文在投资者非完全理性框架下,基于Kalman-Bucy滤波学习过程给出了投资者理性和自信程度的定义,并基于此分析了不同投资者在市场中的生存和影响能力,并为实际市场中多类投资者共存的现象从学习过程的角度给予解释。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在市场中的生存能力受其在学习过程中的理性和自信程度的双重影响。理性和自信程度都较高的投资者对市场把握较好,较容易在市场中生存,并对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果理性程度较高的投资者不自信,而理性程度不高的投资者自信度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类投资者对市场的把握相对准确,也就是说没有哪类投资者能将其他投资者逐出市场,即多类投资者共存于市场中。     

一种支持协作与知识创造的“场”

21世纪知识的共享与创造已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群体活动过程中,良好的协作技术是保证知识创造有效进行的先决条件.基于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思想,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开发了支持群思考的计算机工具--群研讨环境(group argumentation environment, GAE),它支持群体研讨,群体知识创造,发散和收敛思考相结合等群体活动,期望成为协作和知识创造两者有机结合的"场".     

论有岛武郎《一个女人》的人本思想

本文从比较文学角度,对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代表作《一个女人》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伊凡·伊里奇之死》进行了影响比较探究,从中得出结论,托尔斯泰看重神本主义和神灵中心思想,有岛看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中心思想,有岛的人至上主义和人本主义,不能与神本主义发生共鸣,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叶子拒绝回归基督教,也不想通过基督教来获得人生救赎。由此证明,西欧的神很难在日本扎根落户。     

一只觉醒却永远被困的鸟儿——对《远离尘嚣》的女性主义解读

文章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小说《远离尘嚣》中女主角芭思希芭生命轨迹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真实地位、处境以及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实质。     

论大[土冢]楠绪子对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影响

夏目漱石和女弟子之间超现实的精神恋爱,成为二人创作的纯净宝贵的素材。漱石的《漾虚集》以幻想的天上之爱构成一个唯美世界。但是,漱石通过《台风》和《虞美人草》逃出了这个世界,觉悟到职业作家的使命,其创作也从与大[土冢]楠绪子之间的恋爱幻想的唯美小说转变成批判现实的教化小说,以开导天下青年和读者。     

蒙古考古学近况

最近蒙古学术方面出现了新的动向,在各个研究领域内积极地开展国际性的合作,以前蒙古考古学的国际性合作仅限于苏联等国,近年来,逐渐地开展了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日本读卖新闻社举办了由日本和蒙古科学院共同探索成吉思汗陵墓的活动(1990年开始,为期3年),蒙古方面派5名考古学者参加该活动,表现出与西方国家合作的积极姿态。这     

上海城乡人口的扩散与集聚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一期刊登王桂新关于上海城乡人口扩散集聚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心城与郊区农村人口同时膨胀“外溢”,同时向郊区城镇扩散、集聚,是目前上海城乡人口迁移变动的显著特点。如何处理上海这一城乡人口迁移变动问题,是一个事关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这种郊迁扩散与转移集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从上海整个城市系统来看,中心城人口的郊迁扩散与郊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集聚是发生在同一系统不同层次的人口迁移变动现象。中心城人口的扩散,是从上海城市系统最高层次的中心城呈放射状态向相对较低层次的郊区城镇流动,而郊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集聚,则是从最低层次的乡村以向心     

美国公司法中的董事义务与风险控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审视与反思

风险控制既是公司管理的重要内容,也与公司法密切相关。美国公司法判例确立了董事有义务监督公司风险控制系统的建立和运行。但是,董事义务的法律约束不严,适用范围不清。金融企业对于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疏于管控,既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微观原因,也使公司和股东遭受严重损失。由于法院的保守立场,股东在危机后提起的派生诉讼难以胜诉。因而,联邦层面的公司法规范成为提升风险控制水平最主要的法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