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孔、释、耶、穆及祖先揖入一堂——唐君毅之新宗教思想

唐君毅不赞成通常的宗教意识,认为它们是功利的实用的,是对真正宗教精神的误解.在探讨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基础上,唐君毅主张,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物化倾向,必须对科学这把双刃剑的发展施以一个统领方向,而宗教便可担当这个统领方向的责任.不过,能够担当此责任的并非既存之宗教,而是一奠基于真正宗教精神之上的新宗教.在唐君毅看来,这一新宗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以人伦人文为宗旨的宗教,亦是能够欣赏异教之价值即可以将各家各派宗教揖于一堂的新宗教.     

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析牟宗三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哲学应担负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种使命,这两种使命为哲学之两"极".然而,传统儒学推开了"终极关怀"这一"极".面对西学的大规模东渐,这一问题成为现代儒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方面,牟宗三对"终极关怀"这一"极"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一,无论就宗教之"理"来看,还是就宗教之责任来看,儒学就是宗教.其二,由于儒学不具有一般宗教之形式,且它所强调的是"天道"、"超越而内在"等,故其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后现代主义与儒学的对话

后现代主义对儒学表现出亲和的态度。两者在关于和谐的观念、关于伦理型社会理想、关于反理性主义等方面存在着相似与相契之处,但同时又存在差异。儒学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谋得新的发展,必须从三方面作出努力。     

道问学与尊德性折衷于孔子之道——论孙奇逢解决朱陆五百年聚讼的理路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让哲学“自然发展”——冯友兰论如何开展哲学研究

从学科的角度讲,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学科重要的奠基者。于中国哲学的奠基而言,如何开展哲学研究,是一个现实且关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冯友兰首先定义了“哲学”,明确了其主要内容。其次,分析了“哲学”之“无用之大用”。既然“哲学”有如此之大用,发展“哲学”便是必需且必然的。再次,“哲学”需要“自然发展”,而不是“他然发展”,即“不禁其性”“不塞其源”“让物自己生自己长”。再次,“哲学”要“自然发展”,需要在“哲学”与宗教、科学、经学甚至与哲学史之间厘清界限,同时需要明确哲学研究方法。最后,因为中国哲学传统符合未来哲学“入世而又出世”趋向,故而在将来可为人类做出贡献,而做出贡献的前提乃“自然发展”而非“他然发展”。     

哈佛学派儒学观的奠立、嬗变与成熟

费正清虽不是美国本土最早接触中国儒学思想的人,但他却是美国本土儒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他不仅建立起美国本土的儒学研究,而且还培养了一支职业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以其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而被称为哈佛学派.在上世纪中后期,哈佛学派的儒学研究代表了美国儒学研究的实力与水平,而且甚至也渐渐统领了西方学界的儒学研究.哈佛学派在其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几种著名的儒学观: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说,列文森提出了传统-现代说,后来,柯文又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对哈佛学派成员的儒学观及其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反映美国儒学奠立的进程,而且还可以透显出早期美国儒学从奠立、发展到成熟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