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发挥行社整体功能

理顺行社关系、增强合作、取长补短、灵活经营、增强活力、加强管理、共同发展,是发挥行、社整体功能的有效途径,也是行、社领导和农村金融工作者共同关心探索的问题。当前,由于种种原因,行、社整体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县及县以下体系自立,各自优势不能互补,机构重叠,浪费人、财、物;信贷管理偏松,监督不力,资金使用效益不理想。理顺行社关系,发挥行社整体功能,就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要发挥行社整体功能,笔者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从近年考古材料看古蜀史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方的人民。一方的人民创造出了一方的文化。一方的文化与外界不断的接触、了解、交流、融合,创造出了新的地方文化。这地方文化,垂之久远,生生不息。这就形成了这方人民特殊的气质、精神、以及这一方的物质文化,形成了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根”。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劳动积累問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实现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要实现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必须要有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我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积累,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金的积累,另一种是劳动的积累。一般而论,资金积累是基本的。但劳动积累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探讨劳动积累在发     

德国职业技术教育与陶行知“生活教育”比较研究

1988年11月，国家教委把与联邦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签订的《关于在平度市建立双元制农业职业培训中心的协议》交给了“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市）”——山东省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具体执行。笔者曾两度深入齐鲁大地，对这所职业教育中心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采访。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就是根据那两次调查研究而逐渐形成的。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并把它纳入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欧洲培养造就人才的方式，首先要求培养工作能力，然后要求掌握一11专业技术，最后要求具有创造力和自强自立精神。美国哈佛大学商…     

适应“三个面向”振兴写作学科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讲究文治武功,文章正国,把“文冶”与“武功”并列,以“文”为首,是一个古老的写作大国。从甲骨文“卜辞”开始,就已经有了写作,成书于西周的《易经》,则是最早的写作成品。孔子的论《诗》、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现代毛泽东同志关于写作的精言宏论,鲁迅、郭沫若等写作大师在这方面的经验之谈,真不啻一座博大精深、巍峨雄伟的“写作学”宝库。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我们,拥有这么丰富的     

几经风雨 艰难缔造——中曾根前首相忆日中邦交

这是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横山宏章教授就中日关系问题采访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访谈录,对了解中曾根任首相期间的对华政策及背景,有一定参考价值。限于篇幅,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开放科学"的发展历程、趋势及其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开放科学运动逐步发展,日渐成为科学的共同趋势.文章在对开放科学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从科技发展、政策鼓励及具体科研项目扶持、负责任创新的内在要求等方面探索助力开放科学快速发展的动因.尽管目前开放科学发展势头良好,可是依然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具体包括:部分科研人员思想保守而对开放科学心存戒备,地区差异和不平衡导致科研数据平台开放程度不一,科研政策滞后及制度不健全等,都极大地制约着开放科学的发展.针对以上问题,需要从切实改变科研工作者的传统观念、开放平台的建设与共享及科研政策制定等方面创新举措,共同助力开放科学的发展.     

官员作风、反腐努力与政府信任：大学生的视角

通过整群抽样方法对729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高,近年来的反腐措施和反腐成效都受到了大学生比较积极的评价。官员作风、腐败感知、反腐力度显著影响到了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并认为亲戚或家人遭受过政府不公正对待与政府信任显著负相关,而“三公消费”和奢靡之风得到遏制等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前的改进作风和强力反腐显著影响到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相对于遏制“三公消费”等措施而言,官员为民办实事、作风亲民、政府回应等作风的改进更能提升政府的信任度。     

清末轮船招商局汽船和日本

在19世纪末期的东亚各国中,有能力经营大规模汽船航运公司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中国1872年成立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对中国的海运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业务不仅局限在中国的水运和海运方面,还曾扩大到海外,开通了日本航线,进行了数次航行,以期扩大贸易.通过对轮船招商局汽船航行日本情况的分析可知,对轮船招商局汽船在日本沿海的活动,日本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抵制措施,使其经营并没有造成之前以为可以影响日本航运业的情况,并最终无疾而终.     

今日蒯大富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