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东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论广东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罗必良一、背景分析：对现阶段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批评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并持续高涨，打破了我国农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的低水平循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传统格局，并促导国民经济的运转流程发生了深刻变...     

变革时期广东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农业经济学者的广泛兴趣.虽然人们一致认为,农村体制改革广泛而成功的推行是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但这一解释仍不能满足当今经济学研究日益定量化的要求.因此,许多学者在定量分析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方面进行了各种偿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冯海发等人(1989年).     

农民生存策略的选择逻辑——基于稻麦村庄农户样本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稻谷和小麦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千百年的种植传统在村庄文化构建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农业自然属性与稻麦生产属性的交织既诱发了中国食物丰裕与饥荒的频繁交替,也形塑了稻区和麦区农民不同的生存策略。文章认为,稻麦种植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蕴含着不同的风险规避机制,从而使农民在饥荒威胁中选择了不同的"逃避艺术",即稻区农民相对强调"齐心互助",麦区农民则倾向于"读书改变命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水稻种植村庄,小麦种植村庄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并且更加不认同"读书无用论"。机理分析表明,麦区农户之间的邻里互助水平显著低于稻区,而较低的邻里互助水平将提高农户的教育支出。对于麦区农民来说,教育具有重要的体制性生存的工具性功能。因此,稻麦种植特性及其文化意蕴决定了农民规避饥荒的不同生存策略。文章不仅揭示了稻麦种植中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且对制定现实政策具有启迪价值。     

制度维护的四种因素--基于南街村的案例分析

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凡勃伦与哈耶克都以进化论的思想研究制度演进,诺斯和格里夫则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来研究制度的演进,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没有认真思考一项制度(特别是低效的制度)的维护问题.本文结合南街村"公社体制"的案例,发现一项制度的维护主要靠四种因素充分的资源或创造的收入、相应的法律和法规、特有的意识形态以及领导者的魅力权威.在维持制度运行的这四种因素中,意识形态和魅力权威所起的作用最大且成本更低.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推演：基于农民收入的视角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农民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行为响应主体,从农收入是最基本的行为激励条件,因此,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依此假设前提,以农民收入计算公式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影响农民收入的基本变量作为分析的基本线索,推演现代农业发展战略,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现代农业发展政策体系,进而提炼出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操作线索。     

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系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务农劳动力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是学界的一致共识。但作为改造传统农业重要力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其本身所具有的革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功能并不被主流文献所重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农机外包服务对农户务农劳动力和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不必然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具有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在村庄层面,机耕服务的改善将显著抑制劳动力外出务工。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解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改造传统农业并深化其分工的功能,决定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非是单纯地挤出劳动力,反而会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由此强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村与城市争夺优质劳动力的重要策略。     

产权强度与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个引论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但产权的不同形成方式隐含着不同的强度。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是政府代理下的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重点在于改善法律赋权的非歧视性、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对农民权益的认同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