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模式：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

“增城模式”的核心就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基本线索是：减少农业人口，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并改善农业效率；其科学内涵在于：一是以人为本，围绕民生促发展；二是统筹兼顾，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和谐社会的制度经济学含义

社会的和谐程度可以用社会运行之交易成本的高低来刻画。建设和谐社会,实质上是要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制度含义就是能够形成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自我执行机制。文章重点阐述了市场机制、产权机制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机制。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交易费用的测量:难点、进展与方向

交易费用的测量不仅面临困难,而且也倍受争议。本文概述了近些年来交易费用经济学文献在有关交易费用的概念界定及实证研究方面的研究进展,强调了用比较的方法测量交易费用可能是深化交易费用研究的主要方向。文章进一步指出,数据来源和度量问题、有关变量与样本选择等描述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将交易费用模型化,是交易费用实证研究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     

观念、制度与思想解放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如果说绩效由行为决定、行为由制度决定、制度由观念决定,那么,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则在相当的程度上由社会精英决定,而社会精英中的核心是"政界精英"。因此,思想解放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物。     

农业剩余与农业产业化

农业剩余与农业产业化潘光辉罗必良一、农业剩余的内涵及生成１农业剩余的内涵人们在使用农业剩余这一经济学范畴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即有广义和狭义的农业剩余。狭义的剩余是指农业的产出剩余。广义的农业剩余除了包括农业的产出剩余外,还包括农业的要素剩余。在本...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

本研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宗族代理人在村庄地权变更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转换机理。分析表明,随着社区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代理人将从村民公平诉求的响应者转换为地方行政指令的执行者。使用2014年CLDS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宗族组织的存在或宗族越团结,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也更可能根据村民需求实施。但随着村庄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下降。采用村主任是否为宗族成员刻画宗族代理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宗族代理人在社区开放过程中根据行政指令实施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本研究指出,宗族内部分化或宗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合作是村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重要诱因,亟须严格限定行政干预的边界。应该正视和发挥宗族在村民权益保护和基层自治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背景与新发展道路的选择

本文对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福利尺度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通过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思想背景的说明 ,揭示了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文章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取向 ,在解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与压力的基础上 ,阐述了新发展道路选择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