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可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考察.初期史学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更大,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受到自上而下的关注,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研究者思想和学术的转变明显,但老先生对新方法往往努力学而学不会.那时大多数人惯于思考宏观问题,所谓"五朵金花"就是代表.学科上提倡注重近代史研究,但真正落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今日史学言说中,"十七年"的史学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学统的中断导致"与国际接轨"的异化.     

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近年在中国颇流行 ,但不少接受者像李大钊所说 ,待之如“通货” ,虽不断流通传播 ,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 ,以至于其“形象”有些模糊失真。那一取向本是针对西方 (特别是美国 )的中国研究 ,不一定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情”。至少中国学界对近代史的研究 ,向来注重本国内容而忽视“冲击”中国的外国因素。针对中国大陆多数近代史学人的实际 ,或不如提倡去揭示或发现“在中国发生的历史” ,即从提问层面关注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 (包括在华外国人 )”的所思所虑所为 ,并探索其解答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一)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论束脩》引文校勘

<正> 《齐鲁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刊出杨佐仁同志《论束脩》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对《论语》中束脩的“真正涵义”提出了一些看法,其论证方式颇新颖,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不少引文中或错漏字、或错标点、或错篇章名目等,疏漏较多,有损该文形象。为使《论束脩》更臻完善,今特将错漏之处检出,代为校勘,并就正于杨同志。至于该文论述过程中的一些新论,亦有不敢苟同者,拟另文请教,此文就不涉及了。 (1) 杨文说:“郑玄解束脩为‘谓男子年十五以上也’”,全文直接引此句凡四次,均同。郑氏《论语注》已佚,今查多本转引、辑录者,均为“谓年十五以上也”,并无“男子”二字。盖其时男女有别,尚无女子外出求学,孔门亦未收女弟子,是不必有“男子”二     

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尝试大同: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评陶飞亚著《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山东泰安马庄的一些乡村读书人,接受美国神召会五旬节主义的宗教经验,组织农民建立了一个兼有农场、教会、工厂、医疗所和学校功能的基督徒社团,尝试了一种所有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基本取消私有财产,生老病死由团体负责的新型大家庭生活。这个团体的正式名称就是“耶稣家庭”(以下简作“家庭”),规模最大时仅“老家”就达五百余人,还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百余个规模不等的“小家”(以下讨论均为“老家”)。这一信徒团体的创始人和长期精神领袖名为敬奠瀛,出身于马庄的破落之家,然仍能到学校读书,其间也从当地名儒…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到"一以贯之",过去对此的理解大体有"以道言"、"以行言"及"以知言"几种倾向,前者最占上风,而朱熹则最能从孔子的立意及其立言的行为进行探讨。在思想解放、经典淡出的近代,章太炎更多从"以知言"的角度诠释孔子的一贯说和"忠恕"的指谓,胡适进而明确点出"一以贯之"是"孔门的方法论"。这些颇出新意的理解和认识引起了梁启超、柳诒徵等人的争辩,揭示了在一个思想和学术典范转移的时代,各式各样不同见解和取向之间充斥着的紧张、冲突与竞争。     

认识被化外的自我: 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

乡村曾被视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 在近代改称 “农村” 后, 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 农村 怎样成为 “问题” 及其所成的 “问题” 本身, 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 也因其间的 “现代” 眼光 所生成。 这背后的一个要因, 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对立。 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 原来作为广土众民 代表的乡村逐渐沦为化外, 不复能表述自己。 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 先是开始 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 观感褒贬参半; 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 见解贬多于褒; 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 升级为 “破产” 或 “崩溃”, 表述以贬为主。 其间一个重要特点, 是一些人因缺乏了解而把常态看成变态, 甚至把国家整体的危难移植到农村身上。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

蒙文通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曾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名言,主张通过多读前后左右之书来认识特定的学术思想。但这与传统的博览取向和现代的跨学科取向均不甚同,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同时侧重其学脉渊源和时代精神。一方面,不因史无明文就以为实无其事,当尽量寻觅蛛丝马迹,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上“空言”和“行事”的紧密关联,以因事证明的方式将相关时段的制度和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以见其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