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洋楼正“拆哪”

天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住房准则，天津称房型为“独单”和“偏单”还有“伙单”。“独单”指的是一室一厅或者干脆就一间屋子，没厅；“偏单”指的是两间屋子。或者有厅或者没厅；“伙单”指的是两家用一个单元，进门左边一间屋子是一家，右边一间屋子是一家，厕所在厅里，两家共用。因为是两家共用的，所以就成了杂物堆放的地方，放满了过冬的大白菜和大葱。     

关于两种生产的第一次论争

国内外理论界对于恩格斯所提出的两种生产历来有不同看法,历史上甚至产生了三次关于两种生产的大规模论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论战就出现了以俄国民粹派、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三种关于两种生产的代表性观点。事实上,之后围绕两种生产理论的论争都是这三种观点的延伸。在这三种观点的启发下,笔者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阐述,力图对两种生产原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洋盲流”

《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都是国人在国外打工、就业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开放、发展、稳定的中国也成了许多外国公民向往的就业市场。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的洋人成群结队,“洋倒爷”、“洋打工妹”、“洋盲流”,应有尽有。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的数字,近五六年间,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达3万多人,其中已被动员、遣送出境的2万多人,尚有1万多人滞留在境内。 让我们看看“洋盲流”给国人生活带来了何种景观.     

阿昌族文化的新生

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云南民族学院的兰克、杨智辉两位副教授接受了编写阿昌族文学概况的任务。可是当他们查遍全国的文艺刊物,发现既无阿昌族的作家文学也不见阿昌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于是,他们的工作只好从零开始。我们阿昌族只有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丰厚的民族文化仅靠口耳相传。多年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人为的摧残,致使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濒临绝境。解放后,阿昌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主。虽在文化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却建树不大。这给阿昌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罩上了阴影。     

人格、猴气与理论观念变化

近来有些现象,不免教人慨叹:做人难,做文章也难。什么现象?就看到的,或有两个:一是遭遇“猴气”,另一是给“一以贯之”观念罩上。如果片面理解“一以贯之”,那么它与“猴气”极易“合二而—”了。 所谓片面理解“一以贯之”,举例说,如讲“始终如一”:在做人上,强调“我原来这样,现在也怎样”;在理论研究上,坚持二十年前与其后观点不变,至于实践验证如何可以不管,等等。由此再来标榜是种人格高尚境界,而不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必吸取发展着的新生活内容,那么这     

把人关进笼子里

为了修建一座动物园,决策者举行了一个专家会议,讨论怎样才能捉住老虎。因为没有老虎的动物园注定是缺乏吸引力的。有人说需要几个勇敢的猎手,给他们配置最完备的防护装备,然后到原始森林里去捕捉;有人建议购置最精美的诱饵、挖最隐蔽的陷阱,然后等老虎来自投罗网;还有人建议到已经捕捉到老虎的动物园里购买老虎幼仔,然后人工喂养……这些建议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也并不是很难实现,但决策者依然感到很不满意。 有位拓扑学家站了起来,他说:“不必再谈了,老虎已经抓到了。” 众人都很诧异。那位拓扑学家接着说:“要把一只老虎关进笼子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把一个人关进笼子里,却很简单。”     

奥尔森的后现代主义诗论、诗作与量子力学

现代科学的种种新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巨大 ,量子力学对奥尔森的放射诗论及诗作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放射诗提出一种客体主义的理论 ,把诗看作一个开放场和高能结构 ,在时空和自我意识诸方面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把诗人看作一个诗的能量传递和放射链条中的中介环节     

我读李敖文章

早些年,傅岸先生从香港给我购回台湾出版的《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两书,到手展读,最惹眼的是,红色封底上李敖坐拥书城的那     

道尽才智皆忠诚--卫星专家叶培建

他年轻时最想当一个外交家，却不料把卫星送上了天。在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元的数字之差面前，他平静如水。他编的“十好歌”在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型号研制队伍里人人皆知。超凡的记忆，常常搞得年轻学子们说：汗颜。想当外交家，却干上了卫星的行当50年代的西子湖畔一所部队小学校里，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男孩，叫叶培建。40年过去以后，这个不起眼的小男孩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卫星专家。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往往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