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

维柯的《新科学》将历史意识第一次以清晰的理论的形态引入到启蒙思想的内部,从而赋予了启蒙思想以历史的视野。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确立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主体内涵,从而为一门历史科学得以可能提供了前提。他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使得社会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一步赋予了它以历史的内涵,由此,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科学———得以成立,这也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在《新科学》中,维柯将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系统地引进来,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从早期的自然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     

编者缀语

印象中,国内学界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翻译的讨论是从1993年王太庆先生发表在《学人》第四辑中的文章"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王太庆先生重提了数十年前陈康先生的观点,认为对西方哲学中的be动词应当专注地将其翻译成"是",这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理解。确实,在我看来,讨论对西方哲学中的be动词的更为准确的翻译,这本身就代表着对西方哲学理解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在那时,改革     

问题、问题域及问题域中的深入研究

本文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考察。分别从问题的提出、问题域的建立和问题域诸领域的结构三个方面入手,对问题的切身性质、研究的精神动力来源、公共问题域、学术文献征引的标准、研究的多学科关联等方法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只是出于对自身存在的关切,一个人才会基于自身的生活实践提出一个有效的问题,并且随着这个问题的深入而进入到一个公共的问题域空间中,从事一种有着多学科关联的专业性质的学术研究,支配这个研究的精神动力不是兴趣,而是对自身存在负责的责任意识。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谬误

戴维·萨克斯的这篇发表于1963年的论文是英语世界第一次针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核心论证--正义论证--所做的严格逻辑审查和分析,这篇文章自发表后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迫使人们以更为严格的方式来面对柏拉图的正义论证,无论是对它进行批判还是为它进行辩护.在这篇论文中,萨克斯敏锐地发现了柏拉图正义论证中的一个所谓不相干的逻辑谬误,即,在最初提出来的是一个关于世俗正义概念的论证要求,但是,在实际的论证过程当中,却被转化为一个关于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的论证.萨克斯不仅指出了这种概念上的不相干,而且还根据文本进一步分析了是否有可能从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推导出世俗的正义概念,或者反过来从世俗的正义概念推导出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以便有可能为柏拉图的论证做出辩护,但是,作者最终证明,所有这样一些路径在柏拉图那里都是不存在的,从而使得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和世俗的正义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逻辑间隙.     

论巴门尼德的“存在”

从“存在”概念的基本语义可以看出 ,“存在”和“不存在”并非单纯的“有”和“没有” ,而是在根本上和判断的“真”与“假”联系在一起的 ,并进一步与可思议和不可思议的思维状态联系在一起。巴门尼德是在真与假的意义上来论述以“存在”为标志的“真理之路”和以“不存在”为标志的“谬误之路”的。在他看来 ,“存在”是对对象之本质真理的断定 ,“不存在”则是相应的否定 ,思维与存在在根本上是同一的。据此可以认为 ,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即是真理论 ,残篇 8中对所谓“存在”的四个标志的陈述 ,实际上是对真理的根本标志的描述     

《理想国》中柏拉图论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一致性

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二卷中针对正义的探讨程序所提出来的两个概念,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构成了柏拉图整个正义论证的基础.但是,也正是针对这一基础,人们产生了种种争议.本文即是就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同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在下面的讨论中,我试图首先表明柏拉图不是不假思索地就设定了两者之间的一致关系,然后又贸然地按此关系来进行正义的研究的,相反,柏拉图对这种一致关系的性质是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清楚的回答的.在阐明这一点之后,本文试图表明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对于柏拉图来说并不是一种在结构上的一致性,相反,它们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它们是同一个"正义的"秩序在城邦中和在个人灵魂中的体现.由此本文既回应了Sachs在1963年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谬误"一文中的观点,又回应了Williams在1973年的"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和灵魂的类比"一文中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柏拉图的这一论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本文总的观点是,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只是一种抽象的社会秩序的反映,它是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也就是说,它只能体现为一种内心平和的状态,这也就是所谓的"柏拉图式的正义",它具有浓厚的宗教主义特征.     

培根与实验哲学的开端

培根被公认为经验哲学的开创者,但更严格地说,培根应该是实验哲学的开创者,因为他明确要求将哲学奠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培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和其新知识观分不开的。正是培根的这种基于人类积极行动的、向着无限开放的知识观,使实验构成了一切理论知识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知识观,培根才能将实验与一般经验观察区别开来,并阐明了实验区别于一般经验观察的根本特征。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实体－主体” 原则与本质个体

“实体 － 主体” 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原则， 但是它与其谓述理论的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揭示， 从而它的内在理论实质也就不能得到清楚的说明。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谓述理论的深入分析， 不仅证实了 “实体 － 主体” 原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成立， 而且还通过对谓述理论中的一些特殊反例的分析， 揭示了 “实体 － 主体” 原则对本质个体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实体的肯定。     

亚里士多德关系范畴难题——《范畴篇》第七章8a 28-35的翻译和诠释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第七章中曾经先后两次给关系范畴下定义,它们分别是6a36-37和8a28-35。第一个定义的不充分产生了一个思想难题,即实体范畴中的一些有可能属于关系范畴。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关系范畴的第二个定义。同第二个定义相关的8a28-35这段话不仅在希腊文语法的准确把握上较为困难,而且在思想的正确理解上也较为困难。本文在对比了库克、埃奇希尔、阿克利的三个英译文和方书春先生的中译文的基础上,首先对这段话的希腊文语法做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准确的翻译,然后利用莫拉莱斯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把握第二个定义和第一个定义之间的区别的关键,这就是后者仅仅是一个语言上的定义,而前者却是一个存在论上的定义,正是这个定义才排除了实体范畴中的一些有可能属于关系范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