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小说中“我”的不同作用管窥启蒙者的爱与痛

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可以分为故事中的＂我＂、讲故事的＂我＂以及隐含作者的＂我＂这三种情况。它们往往是交织作用在文本中,以限制视角观照自我或他者的故事。当叙述人的叙述和作者在价值、思想观念方面发生冲突或分歧时,文本中就存在隐含的作者。鲁迅小说中的＂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人称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其背后所浸透的是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的忧国忧民的爱与痛。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近年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等政策的实施对于"公共性"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公共性"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除部分的制度性因素之外,社会心理、共识缺失以及管理的技术化也是阻滞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推进公共性,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需要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偶像是如何炼成的？——“超级女声”的社会学分析（上篇）

小引 关于“超级女声”的讨论文献已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视角、内容和态度五花八门。本文不准备像其中的许多讨论那样试图对“超级女声”产生的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和预测，也不试图对这一现象的是非曲直做直接的道德评判，而是尝试从建构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角度对这一造星运动做简单的社会学分析，厘清其中不同社会关系的建构、变动及其直接后果。     

反身性：一种新的现代性诊断视角

在社会学思想史上，现代性诊断的视角主要是“理性Vs．非(反)理性”，即从工具理性同非(反)工具理性之间的对抗关系出发探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灾变的症结。无论是理性主义者、历史主义者抑或后现代主义者都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这个视角虽然可帮助人们洞察到现代性的“双刃剑”形象的诸多表现和成因，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兼论相对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

“反身性”的基本含义是“自我指涉”(self reference) ,从哲学发生的角度看,这种“自我指涉”又表现为自我反驳(self refutation)即悖论(paradox) ,自我反思(self reflection)即理性的张扬,以及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circle) ,即在人的各种活动中不同主体、对象之间的相互诠释和建构(肖瑛,2 0 0 4 )。反身性的这三个面相之间具有相互反动的性质:悖论与自我反思对立;诠释学循环一方面使诠释成为可能(方法论诠释学) ,另一方面却消解了启蒙理性所建构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诠释学) ,因此也与自我反思对立;反过来,自我反思作为一种理性能力,…     

涂尔干的人类学研究及其社会学旨趣

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原始分类》中 ,贯彻着一种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对其社会学观点的说明的思路。他通过对澳洲以及其它一些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崇拜形式的人类学分析 ,得出了宗教是社会团结得以产生的始作俑者 ,而宗教本身又是社会的安排 ,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是社会功能需求的结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