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论刘禹锡的讽刺诗

我国的讽刺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顽强地冲破历代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把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对假、丑、恶的辛辣嘲讽和真、善、美的刻意追求中,求得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讽刺诗,以其寓犀利于婉曲、化冷峻为幽默的独特风格,在我国讽刺文学的历史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     

唐诗之路视域中的刘禹锡

唐诗之路与唐代诗人是相互依托、相互成就、相互辉映的。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揭示代表性诗人与这条蕴含着多种政治元素和文化基因的道路之间的交涉与互动。在唐诗之路形成与固化的过程中,中唐诗人刘禹锡是功不可没者之一。他一生命途多舛,因屡遭迁谪而与唐诗之路结缘殊深。一篇篇华章便伴随着他跋涉唐诗之路的脚步适时而生,又反向滋润与丰富了这条道路,赋予其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而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勾勒与融合,赋予了这条诗路横亘千古的生气,使它变得鲜活、明媚与生动。     

论刘禹锡谪守夔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谪守夔州期间,因为政治诉求的难以实现,刘禹锡更坚定地把诗歌当作心灵的栖居地,力图在诗歌创作的苑囿中多多耕耘与收获,以求弥补在政治领域里无所作为的人生缺憾。从咏史怀古诗的新拓展,到民歌体乐府诗的新探索,他在深受巴山夜雨滋润的艺术世界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

作为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标志着日本汉诗的发轫。它在编次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侍宴应诏之作的连篇累牍,却表明当时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娱情遣兴的需要。相形之下,模山范水和言志抒怀之作似乎乏善可陈。至于其艺术形式,则带有汉诗发轫期的不可避免的稚拙。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我们观照与考察日本汉诗的基点。     

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

营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手“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大宰时期。他能够从众多的“诗臣”中脱颖而出,成为退拔干流俗的真正的“特人”,并进而成为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冠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丰富多彩而又曲折多变的生活历程和创作历程。     

宗教、世俗与艺术的媾和:论唐代女冠诗的审美中和

唐代女冠诗人持有的宗教身份与负载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矛盾对抗性质,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多元内涵。一方面,儒教与道教的教义决定了她们宗教选择的世俗化倾向与现实生活的非宗教性特征;另一方面,世俗人生中的“爱情”与“婚姻”,则成为她们颇具宗教情结的精神寄托。作为维持精神平衡和释放生命激情的载体,诗歌成为她们生命意兴、人生理想与独立人格的“中和”体现。三者的媾和,不仅意味着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的融合,而且典型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中和”原则。     

闪耀在浊世中的思想火花——三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

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有着鲜明的思想特色,他不仅以犀利的诗笔,奋不顾身地向蝇营狗苟的世俗小人展开讨伐,而且敢于越过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所人为设置的创作禁区,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传写心声.此外,在以儒教为本位的思想信仰的指导下,他往往毫无矫饰地袒露出忠君爱国的一片赤忱,这在当时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敕撰三集:因袭中的新变

以题材和主题为视点考察“敕撰三集”，不难觅得它在日本汉诗史上出现的意义：一方面，它不免因袭传统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在蜕变的过程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元素，从而昭示了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