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郭店楚简的文化史意义

在郭店楚简面世之前,由于出土楚器物的独特性以及传统上认为的楚人精神文化别成一家,加以文献中某些楚“不与中国”的记载,导致楚文化史学界形成了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基于这一观点,楚文化史学界对文献中同样存在的楚人依中原文化立论以及中原文化在楚地流布的记载加以忽视或别解。在此学术背景下,郭店楚简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两家文献并存、两家文献中都含有世不经见的内容的基本事实,对于重新审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观点具有崭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吴于廑先生封建论及其史学贡献研究

吴于廑先生(1913-1993)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构建、世界通史编纂、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西方史学研究及史学名著编译等方面,吴先生都是奠基者和开拓者。他还曾在武汉大学长期担任校、系领导职务,与唐长孺先生一道,开创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的鼎盛时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吴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也深有造诣。他于194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其硕士毕业论文题为《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文章认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是商周时期,推动中国封建制度瓦解的动力不是工商阶层,而是士人的崛起。吴先生的独到见解,在当时就受到万国鼎、吴景超等学术名家的激赏。他于1944年和1946年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题为《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阐释二者的异同。1947年吴先生回国,后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要致力于世界史研究,也未再提及旧作。在他生前的讲话和论著中,偶有言及中国古代社会时,并未重申和坚持其1949年前的观点。其硕士毕业论文于"文革"中遗失,博士毕业论文也一直未译成中文。在吴先生哲嗣和其他后学的努力下,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把这两篇学位论文合为一部书出版,并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之一。201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吴于廑先生的封建论"为主旨,召开了一场小型学术讨论会,数十位学者纷纷称赞吴先生对"封建"问题的前瞻性思考,高度评价吴先生的真知灼见和学术贡献。2013年是吴于廑先生逝世20周年,现将此次讨论的部分论文摘要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缅怀。     

“启蒙反思”的理据、指向与限度——“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纪言

2010年4月3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和胡治洪教授、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     

王韬哲学思想新论

王韬是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巨擘,中国传统观念向现代思想转变的津粱,反思现代性的前驱。作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道一观”、“尚智论”和“一我论”,由之反映出王韬的思想并未根本超逸中国传统的范围,但较其前辈更进一步打开了自两宋以降闭合的传统思想格局,接纳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启导了他的后辈。     

辛亥革命与熊十力的哲学创构

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20年间曾经是一位革命志士和政界人物,辛亥革命以后政界以及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导致他彻底弃绝政界、疏离社会而沉潜于书斋,通过平章儒佛而创构了一个以"新唯识论"命名,以体用、翕辟、心物、本心、习心、工夫、性智、量智等范畴架构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旨归在于将社会人生导向真实而至善的境界,由此反映了熊十力对于社会人生的忧念。平章儒佛诚然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必要条件,但辛亥革命导致其疏离社会则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更具前提性的必要条件。熊十力生平思想的转变及其哲学创构的启发意义是,任何社会运动都应该指向世道人心的良善,否则就不必是可欲的,就不免受到当时或后世的批评。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态、成因及其地位

美学思想,作为人们把握和评价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与人们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学术思想、宗教思想等意识形态诸方面密切联系。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同样是受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学术思想所制约的。从传世的百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学术诸观念是相当复杂甚至矛盾的。他的宇宙观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他以自然为万物主宰,鼓吹服膺自然的主题;但这种唯物论成分被他推演到极端,就转变为一种深刻的宿命论,故而他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