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下工程图学的教学实践与探讨

文章分析了高校扩招给工程图学教学带来的困难 ,并实践和探讨了一种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教学效率的现代教学模式     

对民族地区现状的再认识:两种社会机制的并存

在我国民族地区并存着两种社会机制。一种是原生社会机制,另一种是外移植社会 机制。它们在民族地区的社会运行中,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并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不同 作用和相互作用,使得民族地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其三个子机制——政治机制、经济机 制、文化或意识形态机制,显现出状态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发展的多向性。 原生社会机制是指我国少数民族在跨越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以前所处的那个 社会赖以运行的机制。它是少数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自身的自然状态、文化形 态、社会形态的特点而差异显著。较之汉族地区的社会运行机制,它是发展阶段落后,     

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与人力资本的对应性选择

一、劳动的类型及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分类 人力资本在创造价值时存在创值能力大小的差别,人力资本的创值过程即人力资本劳动的过程也相应地存在着差别.按苏海南的划分方法,他把社会劳动划分为三类四种,即创新劳动、混合劳动、重复劳动三类.     

大胆的尝试和富有意义的探索--评阎耀军新作《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

近读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社会科学院阎耀军研究员的新作《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联系我国多年进行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议》中提出的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要求,感慨颇多。实证性社会预警是通过建立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和现代数学方法、现代数理统计技术、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基础上的一种预警方法,它与传统社会预警区别的显著标志是定性预警和定量预警相结合。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属于社会预测学的范畴,在国外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在我国还…     

关注民生，办好教育，促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在把促进社会和谐列入本次大会的主题的同时，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的任务，报告特别论述和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和谐社会的建设赋予了社会建设丰富的内涵，同时指出了建设的重点，其中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社会建设。     

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带来的机会和风险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个决策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以往的三十多年来(即从1949年10月1日全国解放以后)从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建设工作。中国在1949年这场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改变社会,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作了相应的调整。虽然中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并无异议。但对如何具体划分阶段则意见很不一致。因为解放三十年来,每个阶段都有激烈的政治运动,有人就建议用这些政治运动来作为区分阶     

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几点哲学思考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邓小平教育思想中，处处闪烁着他的哲学思想的光辉，渗透着他深　　　的哲学思维方式。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对我们更好地理解领会邓小平教育思想，把握其精神实质，指导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揭示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哲学路线，是马克思主义…     

诺罗敦·西哈努克小传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22—)以其全部成年时代致力于通过谈判将政治联盟转化为建立一个在其统治下和平、独立的柬埔寨。1991年11月,也就是他自法属殖民地时期加冕的50年之后,上帝的宠儿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的主席。长期以来,由于柬埔寨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一直是中越两国以及参加越战的东西方激烈争夺的场     

国际城市带中的深圳模式——深圳建成国际性城市的新思路

华南国际城市带中的深圳模式分析下世纪初,在中国南部将会催育出一个以港——深——穗为轴心带,以珠江三角洲为腹地的新的国际性城市带即华南国际城市带。在华南国际城市带的构架中,我们设定深圳模式的选择首先是要建成国际性自由港城市。自由港是指国际航海线上条件优越的港口城市或港口城市国家、地区,实行特别的关税管理制度,以促进本地区或本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城市经济管理模式。自由港可分为单一功能的转口型自由港和综合型贸易自由港两种类型。综合型贸易自由港     

改革:苏联经济改革的理论与政治问题(下)

二、失去控制或陷人危机(1989—1991) 1989年初,迹象明显表明苏联社会改革正迈向一个新时期。它的总趋势及基本流向已十分清楚。总之,它已明显地拥有了一定能量。尽管这不意味着当时苏联体制改革已不可逆转,但改革已走过了很长的路程,想通过最高领导层内部不痛不痒的变动(例如,像1964年解除赫鲁晓夫职务那样)来使其再回到政治和经济的老路上去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