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朝野宪政思想的激荡

一、西方法制思想的传播与取舍明清庚子事变之后,蒙尘归来的朝廷已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为了稳定摇晃的政权,他们对外要结欢列强,对内要重建皇威,不得不采取一些改弦易辙的措施,其指导思想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对西方法制思想的思考与一定程度的接受。西方法制思想的传入,可回溯到海禁初开之时。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曾注视西方富强的原因。他们从认识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深入到认识西方的政治制度。集中表现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浓厚兴趣。赞美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他们特别欣赏的是英、德式的君主立宪制,不喜欢美、法的民主制。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他们或详或略地介绍英国的议院制度,把西方的议院政治比喻     

第二则：教员对学术界作弊行为的反应学生名誉规则的影响

大学生中存在的作弊行为曾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过广泛研究。此处讨论的研究课题是从教员的角度来看待学生作弊行为。通过利用美国十六所当地院校七百八十九名教员的答复材料，检验出教员对学生作弊行为的典型反应以及现行的学生名誉规则如何影响到教员们的反应。在研究计划的早期，曾利用从同样１６所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收集到的材料，从学生的角度讨论教员如何看待学生的作弊行为。此次的结果有别于早期研究。     

印尼华侨与辛亥革命

華僑革命思想產生的原因印尼原來是荷蘭殖民主義者霸佔的地方,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於十七世紀初期開始統治印尼。印尼的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是殖民主義者發財的樂園,但是財富總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還得有人去開發。開發印尼的天然富源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勞動力缺乏,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靠殖民者本身,     

关于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问题——与张启城同学商榷

張启城同学的“蔣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一文,否認某些作品具有阶級性,我們認为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設,并无“精辟”的理論根据。我們是不能同意張启城同学的看法的。玆就下述几方面与張启城同学进行初步商榷。首先,張启城同学臆造文学艺术“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存在第三种的中立文学艺术:它純粹是“一般的离情别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究竟有沒有中     

“五四”时期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良主义的論战

“五四”运动以來的四十年間,无数的革命战士在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中貢献了他們畢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宝貴的生命。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國已不是理想而是光輝燦爛的现实了。但在五四时期,尋找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先驅者,却經歷了一段难苦的奋斗过程,和各种各样的馬克思主义的敌人作斗争,突破了重重障碍。才使馬克思主义成为中國革命实践的指導思想缙隈R克主义者所遭遇的一个狡猾的敌人便是張东蓀梁啟超等那批研究系政客庖桓龇炊攀谴忧迥┚髁椗裳荼鋪淼?是一部份接受資本主义思想的地主階級代表人。他們經常是靠攏当权的買办階級。在五四时期他們都掛着“社会主义”招牌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企圖以伪乱真,把革命青年引入歧     

论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在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是最重大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包括了巴尔扎克、斯丹达、梅里美、福楼拜这一系列光采夺目的名字,连同一大批长久以来以不朽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千万读者的杰作。它的意义显然不限于十九世纪上半期,它是资产阶级时代文学中最有份量的一部分,是整个法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迄今为止仍高高居上的顶峰;并且它还具有全     

法国梧桐不宜作行道树

法国梧桐学名三球悬铃木(P.acerifalia)。世界各地广泛栽培,我国长江流域亦栽作行道树和庭园树。暮春三月,正是法国梧桐扬花的季节,春风作起,那花絮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竞往人脸上朴,往人的眼睑、鼻孔里钻。这不仅给行人,尤其是骑自行车者带来许多麻烦,甚至酿成交通事故,而且会诱发或加重皮质过敏症,支气管炎患者的症状。     

继承与创新——浅谈“参考文献”

以前曾读过一些港台专著和译著,书的后面常常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有的甚至长达全书的三分之一。当时对此很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浪费纸张。来美学习后,严格的训练彻底改变了我对“参考文献”不以为然的态度。 在美国的研究生教学中,即使是作为课堂作业的小文章也是要注明参考文献的。记得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初写作为一般作业的小文章时,因旧有的习惯,文中间接引用了他人的观点而没有说明,结果受到任课教授的严厉批评。刚开始还觉得这位教授过于认真,心中不服。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感这位教授批评的道理所在。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解放波澜

自清朝贵族奠定了在中国本部的统治权之后,二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士大夫们畏惧文网,只好在汉学中讨生活,抱残守缺,皓首穷经,为经典作繁琐的注释工作;明末的反清的民族思想只是在下层社会的会党群众中潜存,逐渐的趋于沉寂。从太平天国举起奉天讨胡的大旗之后,反清的民族思想一度抬头。随着封建经济的衰落、社会危机的增长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深,在人民中产生了反帝思想与要求适应新形势的其他思想。在十九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一反过去的平静状况,波涛起伏,激荡不宁。有以《经世文续编》为代表的洋务思想,有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改良思想,还有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一浪超过一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都是弥缝补苴,目的在于挽救衰败垂暮的封建清政府,并没有摧枯拉朽进行根本变革的意图。只有到了廿世纪将临之际,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才明确的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划时代的光芒。这种政治理想的出现,把戊戌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大的提高了一步。辛丑和约之后,慈禧太后为缓和人民的愤懑,重开新政,西学在中国再度受欢迎,并出现书局多、报馆多、留学生多的现象。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经院哲学的理性化倾向

中世纪;欧洲处在黑暗的封建时期。文化上,除了基督教和神学,别无其他。公元9-11世纪,经院哲学兴起,12-13世纪达于极盛.过去,学术界对经院哲学的评价已经众所周知,即经院哲学名为哲学,实际上还是神学。是“神学的婢女”.神学与哲学,区别在于一为“信仰”之学问,一为“理性”之学问。基督教神学是诠释基督教教义的学问,核心便是宣扬“理性”之荒谬和“信仰”之崇高。自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创立神学基本体系。许多世纪一直被教会奉为经典,代表正统权威。它又称“教父哲学”.经院哲学兴起后,在神学内部挑起争端,提出所谓“个相”与“共相”之间的争论,即关于事物的“个别名称”与“一般概念”谁先谁后问题的大辩论,出现“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对立两派,最后争论还是落实到“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两派唇枪舌战,争斗不息。若按传统观点评价,经院哲学还是神学,还是一种单纯宣扬宗教信仰的学问。这样,便不能看出经院哲学与奥古斯丁创立的神学有何不同,也不能看出经院哲学兴起有何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