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

不可否认,很多文学作品常常可以让我们在阅读之后浮想联翩。想像中,诗人一般都是很浪漫的,或者很是洒脱。只是有时候也不尽然,只要稍微翻翻历史文献学家的那些刨根问底的东西,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漏洞。据说被后代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人韩愈,在当时的社会里,却濒濒给担任高官的宰相寄过很多内容嗳昧的信件,强烈要求贵人向皇上引荐自己。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讨论当下中国文史学界,可以如何通过改变研究视野、研究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开拓传统文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尝试提出:第一,从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时代和以西方为唯一镜子的时代的中国自我认识;第二,通过对海外中国学的批评和研究,了解他们与中国本土研究者在方法和思路上的差异,可以明确中国文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立场;第三,提倡交错的文化史研究,可以避免研究领域和研究资料的偏狭。以上构想,也许可以拓展文史研究的新视野,追寻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主持人的话

14世纪中叶的元明易代,究竟给后世中国文化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王朝革命是朱元璋(宋濂代笔)《谕中原檄》所谓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吗?几十年以前学界就在讨论。举三个例子:1938年,中国学者蒙思明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说,明代取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特约评论人语

正如刘蓓《“文本内外的自然”之辩》中所说的,“当前是一个受环境问题困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行动正在破坏地球基本的生命支持系统。这种意识激发了一种拯救环境的热切渴望”。也许,是因为环境被居住者破坏得太厉害了,也许,是太希望居住的环境变好变美,由于对世界生态环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金代史学与王若虚

一比起气魄宏大、著述繁富、体制更新的宋代史学来,金代史学的规模就显得狭小和冷清得多了。不仅它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寥寥可数,就是在正史、目录上也很少有关记载著录。然而,史著较少并不等于没有著述,狭小和冷清并不等于没有史学。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出金代史学也有一个由微而盛的变化     

明清之间中国史学思潮的变迁

元、明史学是承继宋代史学而来的。遗憾的是,元、明史学非但未能突破宋人的水平,反而连这个现成的榜样也没学好。元初到明中期二百余年间,史学日益衰微,不仅思想上保守、僵化,编纂技术上陈旧、刻板,史料的搜集、考辨、整理技术也受到了空前的冷落。宋代史学的成就不仅没有成为元、明史学向前发展的基础,相反,其中的糟粕如理学式的封建纲常说教,却成了元、明史学家难以挣脱的一道绳索。这正应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一切已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