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与舟山列岛

自古以来,舟山列岛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目睹了日本来华使团的＂虚往盈归＂,而且还见证了鉴真东渡这一伟大历史壮举。鉴真东渡入海,三次均自扬州出发,经由舟山列岛。其中,第二次沿外洋航线,途经今花鸟山、大盘山、壁下山、嵊山岛;第五次沿内海航道,途经今小洋山、晓峰山、柽岸山;第六次则搭乘遣唐使船经宁波、舟山列岛南部海域、冲绳岛,成功至日。舟山渔民在鉴真一行遭难滞留海岛时以水米相济,为鉴真东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东渡共五次。与其一同遣往福州买船备粮的“近事”,乃在家亲近奉事三宝、受持五戒的优婆塞。携带的“轻货”为铜器、真珠、翡翠等较轻且贵重之物。法进在海中遭难时曾有祈求海龙王,力助佛舍利失而复得之举。其所撰的《进记》记载了其赴日传法的活动。     

《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

(杜嗣先墓志)记载了杜嗣先本人的生平活动以及<兔园策府>成书的时间.杜嗣先生前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其著作<兔园策府>撰写于七世纪中叶.<兔园策府>很可能在八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流播,是唐代中日"书籍之路"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试论倭国遣隋使朝见炀帝的地点

有隋一代,因隋炀帝多次外出巡游,故周边国家和地区遣使来华时的朝见地点因其居留的地点不同而变化。但是因隋炀帝多在新年前后居留东京（东都洛阳）,故607、608、609年三次倭国遣隋使朝见隋炀帝的地点均为东京,而非京师（长安）。事实上,炀帝即位不久,政治、文化乃至国际交流的中心已自京师长安移至东都洛阳。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鉴真东渡及其影响

鉴真自唐赴日传播戒律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以鉴真东渡为线索可以窥视当时的日唐关系。鉴真僧团前五次东渡均试图利用民船,可以推测8世纪日唐之间存在着民间往来。围绕着鉴真至日后的授戒,僧侣间出现了对立,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鉴真用来创建唐招提寺的寺地,是继承新田部亲王宅地的盐烧王被贬为臣籍之后被没收为官地的。鉴真携带的天台典籍是最澄创建天台宗的前提。鉴真东渡遭遇的苦劳昭示了日唐间渡航的危险。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隋倭关系新考——以《异国牒状记》的记载为中心

<异国牒状记>是围绕古代外国使节来朝奉呈国书时,是否返牒答礼而调查并列举先例旧惯而作成的,是一份尤为重要的外交资料.其中有关隋唐时代中日往来的记载,与国内和日本的史料可以对应,所载内容基本可信.隋倭通交路经朝鲜半岛,较为便利.594年隋朝牒状至日之事,当与佛教在日本的日渐兴起有关,隋倭通交采取的形式是"佛教外交".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

朝鲜半岛出土的木简,有食品货物标签、登记簿、祭祀呪符、题签轴、公文书、《论语》木简等,类型多样。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等古代朝鲜三国的木简各有差异,其中百济木简与古代日本的木简具有密切的类缘性。这表明伴随着物品与人员的移动,木简也随之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百济王权与倭王权之间流播。在自中国大陆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被接受的过程中,木简文化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衍变。朝鲜半岛出土的各种木简,为探讨此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