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想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术语探源

传统理想是在社会变革中形成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原创期的大同理想因其与小康相关联．并包容了民生、和谐和自强不息精神,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判断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了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但又对传统理想有一些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把传统理想创新与现代化相联系,并使之成为其中的关键性术语。     

多重视角下的乌托邦评述

乌托邦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表达着人们的社会理想,但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如果把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等同,就会形成对它的简单否定,从而使它包含的理论丰富性不能得到揭示。为认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必须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目标与过程、传统与现代、批判性与宿命论、道德理想与极权主义、社会批判与社会变革等多侧面对它进行认识,进而揭示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梁启超人学思想探析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任务和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人的发展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借鉴吸收传统人论思想资源及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即人的现代化.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人学思想史的真正开端,为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思考和价值借鉴.     

传统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

传统理想的生命力体现在社会长期发展中。中国文化原创期的大同理想因与小康相关联,并包含了自强不息、和谐、民生的内容,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判断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了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毛泽东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把传统理想创新与现代化相联系,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选择与价值理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方法论和世界观两个层面.方法论层面强调唯物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思维的贯通,世界观层面则要求实现大同理想的现代转化;前者是方法创新,后者是价值理想.二者的互动是这一过程的内在要求,但这在现代性和乌托邦视域中又是不兼容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理论与实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想、主体与客体、必然与自由在现代化实践中的统一提供了依据和准则,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的多样化决定着世界的活力”。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文化是理解力、创造力、发展力、凝聚力和激发力,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先进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是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是造就“四有”新人的根本途径。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建设的“三个面向”;发展教育和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化。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西方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引起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实际上,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与人文的紧张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对科技的迷信及其造成的人文迷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使科学技术成为人文精神的推动力,使人文精神成为科技发展的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的重大转折——从封闭和谐到开放和谐

社会主义以消除社会分裂,实现社会和谐为目标,但计划经济下的传统社会主义以刚性的规范化和谐终导致了封闭,从而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相悖。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就要求在现代性成长和社会变革中形成现代社会主义观念,以开放性思维,在社会转型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道路。     

康有为的资本主义判断和世界大同理想评价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势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历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提供了文化前提。搞清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审视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传统人论的内涵,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之转变及其与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论的分析,就是走出人的论说的道德范围,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分析对人的认识和诉求,并把握其发展趋势,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把握人学思想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