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丧葬中互惠共同体——以临潼区S村丧葬仪式为例

人类学一直关注礼物和互惠,然而人类学关注的不是礼物和互惠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人群结合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呈现不同面相.陕西关中地区人群结合的面相是什么?笔者从涂尔干的宗教、仪式与社会研究的传统出发对此进行探讨和解读.     

自动驾驶中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应对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并不断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尤其在智能交通领域,自动驾驶技术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刑法应充分发挥其法益保护机能规制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L3准自动驾驶中人类仍然是自动驾驶过程的主体,这一驾驶过程中存在着刑法尚未规制的危险驾驶行为,将对传统交通道路犯罪理论形成一定冲击。为应对这种困境,应该在刑法危险驾驶罪中增加关于自动驾驶的规定,增设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并修改关于行为主体的设定,同时运用刑法解释学评价自动驾驶过程中的"醉酒驾驶"行为。     

中国谋略探源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型的民族.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长河中,一代又一代谋略大师不断出现.他们之中,既有帝王,也有将相;既有政治家、军事家,也有思想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运用奇谋伟略,导演着中国历史上一幕幕好戏.他们的谋略智慧,像一颗颗闪亮的明珠,照耀着后来者……     

陈云最早著述向国外介绍红军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

出版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在现阶段,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一系列的威胁和挑战.为此,有必要建立中国出版文化安全的预警机制,在提高出版物文化竞争力和出版人文化安全意识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安全.为了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国家的出版文化建设,通过出版文化的国家投资战略、政策倾斜战略和文化整合战略(出版文化价值整合、出版文化规范整合、出版文化结构整合)来保障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幼儿冒险游戏水平与抗挫折能力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幼儿冒险游戏水平与抗挫折能力的关系,及考察自我效能感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随机选取浙江省杭州市148名幼儿为被试,通过任务测评法评定幼儿的冒险游戏水平和自我效能感,通过教师问卷评定报告幼儿的抗挫折能力。结果表明：幼儿冒险游戏水平、自我效能感、抗挫折能力发展良好;冒险游戏水平直接正向预测抗挫折能力,并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预测抗挫折能力。     

论产品责任法中的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

强制性标准是生产者生产产品必须遵循的标准.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是指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导致伤害时,生产者可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诉讼标准各有千秋,而中国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盲目崇拜,使其赋予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较高的证据效力.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尊重实质上是对立法和司法权力的尊重,但这会导致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又致害时,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中国法院应适当降低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的地位,使其既能维护受害人的权益又能鼓励生产者研发新产品.     

家庭资本对大学生专业选择影响的调查研究——基于教育公平视角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南地区6所不同类型高等学校2013年招收的1000名大一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大学生专业选择受家庭资本的影响,并且家庭资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专业选择的公平性,高资本家庭的学生由于家庭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的优势,更多地就读于经济管理学科、工科等就业率和收入都较高的专业;低家庭资本的学生更多地就读于医科、文科、理科等目前就业较困难或收入较低的专业。因此,消除家庭资本对大学生专业选择影响上的不公平性,要完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减少低经济资本家庭学生负担;加强信息援助,保障低文化资本家庭学生专业知情权;营造公平环境,消除高家庭社会资本在专业选择上的干扰因素。     

我国刑法中伪造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在日常生活的非精确语言环境中可以用造假来解释伪造行为,但是在刑法语境中用造假来诠释伪造犯罪显然不够充分.行为解释离不开法益分析,法益侵害既是伪造行为入罪的实质立法理由,也是伪造犯罪外延边界的解释学根基.伪造犯罪可能存在多种法益侵害,但社会公共信用是最不可或缺的必要法益.确定伪造行为类型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被创造出来的物质载体如何为真、如何为假,而社会创造物的真实又来源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统一.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自己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形式上与真实事物相同或相似,但实质上完全不具有真实事物法律效力的另一事物,就是刑法中的伪造.在司法实践中,典型伪造行为认定一般不会出现争议,但是对于非典型伪造行为却容易出现模糊性问题.非典型伪造行为边界的划定需要以典型伪造行为作为参照系进行事物类型上的对比分析.如果把伪造行为狭义化,那么与其相关联的下游行为的刑法规制条款应予进一步检讨.